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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取得的证据并不必然无效　关键在于法院如何认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　杨立新

　　背景案例∶北京市首起悬赏取证案

　　9月3日，本报一版报道了8月30日北京市宣武区法院审结的一起悬赏取证案。

　　关于本案的论争焦点集中在于：悬赏取证到底算不算收买证人，其所得来的证言证词，到底还有无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贴的启事中明确作出了将对为其作证的证人予以酬谢的承诺，故对为其作证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予采纳。这一认定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赞成者认为，悬赏取证确有收买证人之嫌，不应当肯定和鼓励。反对者认为，悬赏取证影响的并不必然是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在当前取证难的情形下，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为帮助读者鉴别判断这一问题，本报特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撰文于此。

　　一个悬赏取证，激起了社会各界的不同看法，对此，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判断。

　　作证，是公民的义务。这就是任何公民都应当向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如实陈述自己对案件事实的感受。这是一种义务，是人人都要履行的。这个原则不可改变。

　　履行作证的义务不以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公民同样要承担作证义务。问题出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文化基础。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证人就不愿意向法庭作证，这倒是一个规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无不为证人作证难而忧虑。悬赏取证，大概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在现今的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一个原则，任何人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都得自己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成立，否则就不能胜诉。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不愿意作证，当事人就很难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那么，发动证人向法庭提供证据，就是当事人起诉并且赢得官司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是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不愿意作证，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不知道在现场案发时究竟谁在场，谁能作为证人作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悬赏取证的情况。如果杨女士不这样取证，她就不能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就无法取得胜诉的结果。因此，悬赏取证的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取证悬不悬赏的问题，而是法官、法庭对证据的判断。任何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而只是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庭的审查、核实，证明属实的，才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例如，杨女士通过悬赏，有人同意为其作证，并讲清楚了案件的具体事实。这不是证据，而是证据材料。当在诉讼进行中，这个证人就案件事实向法庭作出陈述，法庭就此进行审查、核实并证明属实的，才能够将这个证人的证言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我的看法是，不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怎样取得的，都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这样的证据材料要向法庭出示，并经过法庭的认定。证据向法庭出示，证言向法庭作出，经过法庭的认证，确定这个证据材料的真伪，作出结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是当事人的责任。

　　至于说是不是悬赏得到的证人就与当事人有了某种利害关系，为证人支付报酬就使证人必然要作伪证，都不是必然的结论。

　　我的看法就是，不论当事人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法庭总是要进行审查核实，进行认证。证据经过法庭的审查核实，就对这个证据赋予了合法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就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了。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伍德裕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实际取自其于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该书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
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厚重的乡土气息。作者通过其多年的考察及学术思考，结合了儒家经典，将隐含于乡土社会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体系抽象出来，娓娓而谈，而并非只是对乡土社会生活的简单素描。
沿着作者的思路，我初步窥视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虽时过境迁，现在中国社会里很多传统乡土社会的特点已经逐渐消失，但作者的透视社会的眼光，其观察社会的方法仍是充满活力的。本文旨在以个人看书所得的体会，将作者对乡土社会的剖析稍作梳理。
一、 乡土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即使是现在，农业仍是农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农业与商业、工业的一点很重要的区别是农业发展所直接依赖的土地是不能流动的，农业收成也需要时间的等待，需要的是安稳。试想，如果迁移，势必得重新寻找适于耕作的地皮、开垦荒地，结果是劳力伤财；而农作物收成需要时间等待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人不适合经常迁移。限于农业的这种需要安稳的特性，在乡土社会里，祖祖辈辈只能也像植物一样，也把自己的根扎在自己耕作的土地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千百年来就在一块狭小的地盘上繁衍生息，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而我们也将发现，乡土社会的这种求安稳、不流动的特点，将引发许多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产物，如乡土社会的政治类型等。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聚居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往是讲人情、讲互相信任的，如果涉及到金钱等精细的利益计算，对熟人之间来讲便是“见外”了，于感情有损。在这样的社会中，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商人追求利润，他必须精于计算，排除感情的干扰，而以一种理性的思维来经营自己的产业。人情世故一旦涉入商业之中，势必成为商业经营的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所以纵观古代的商人的发迹史，很少能找出一个是在本地发迹的，大多是少年出外，历经艰辛而发财。所以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悠久，发展显眼的几乎都是农业文明，商业很难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这不能否认与乡土社会的特点有关。而乡土社会的这种稳定、不流动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传统农业的特点而产生的。
二、 社会交往及其体现的社会关系类型
前已述，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聚集的社会，绝大部分情况是，他们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几个世代以前迁居到某个地方，繁衍生息。在许多地方往往可看到聚姓而居的情况，一个家族自己形成一个村落，从而有了李家庄、潘家园之类的地名。在这么一个有限的区域内共同生活、朝夕相见，他们有事情可以面对面地交流，即使是先人的遗训等也可通过一代代人口头传下来，文字在这种社会里是无需的，这也无怪乎传统社会里文盲的数目之众了。
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作者的一大创举，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一种精妙的概括，在学界上很有影响力。在提出这个概念以前，作者在书中举了很形象的例子将中西方的社会类型作了比较。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但是无论这圈子如何伸展收缩都只局限于父系一方的范围内，这是中国传统父系社会的特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古代的官员退休返家后有义务负起整个家族的生计，为此李贽才决定出家摆脱俗事困扰，这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似乎有点不可理喻，但确是乡土社会的真实写照——家与家族有时候是很难区分清楚的，这是由于差序格局的人伦关系的可伸缩性所致。
将焦点从人际关系转向社会群体上，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族是一个很显耀的社群，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家族从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庭也可以等于家族。它不但承担生育的功能，而且也担负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其它社会功能。
三、 政治类型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所谓的“礼”，指的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伦理道德及社会习惯。法律的执行依赖于强制的国家权力，而礼治依靠的是传统的力量。
然而，乡土社会的人们何以在无强制力的作用下服膺于礼治秩序呢？作者在书中谈到：“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社会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
乡土社会是一个变迁非常缓慢的社会，这得益于其赖以生存的农业本身的特点。祖祖辈辈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同样的方式年复耕作，依靠的是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昨日适用，今日也适用，以至形成他们对传统的服膺。“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
在这种礼治社会中，人不可以不知“礼”，否则便成了撒野，没规矩。人们视遵守规矩为当然，而诉讼则被看成是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同时，法治和礼治有可能产生冲突。有些行为在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却是于法律所不容的。所以法律在乡土社会是实行不起来的。“无讼”是其特点，乡土社会性的政治是一种无为政治。
作者在书中还为我们揭示了乡土社会中的四种权力类型——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我想结合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中国权力结构的形象描述，他说中国社会就像两条长面包夹在一起，上面的长面包代表着文官集团，大而无当，有其严密的组织体系；下面的长面包，便是一群群松散的农民。而皇权正是通过上面的“长面包”渗透到下层的“长面包”中。在《乡土中国》中，皇权被认为是横暴权力，一种基于追求利益的强制性权力；而在基层的传统乡土社会中，尤其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权力类型主要体现为同意权力，这是基于分工合作而产生的，是民主式的。在乡土社会，长老权力也是重要的权力类型之一，长老统治是基层乡土社会统治类型的体现。作为传统的象征，长老权力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是教化作用，教化人们遵守传统。长老往往由年龄长的人来担任。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年轻人是循着年长人的足迹一步步地向前走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询问年长的人。年长的人在诠释传统，在教化晚辈方面具有无可非议的资格和权力。而平时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纠纷，一般也是由长老作为权威的评判者。书中所提及的乡土社会的第四种权力类型是时势权力。这是在社会变迁较快，传统难以适应社会变迁时产生的一种类型，乡土社会变迁十分缓慢，时势权力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并不是那么显眼。
以上仅是笔者的一些看书心得，当然不可能对整本书的内容面面俱到，而仅是抽出一些自认为重要的方面，结合自己的体会，按自己的思路所作的一些文字，水平所限，无甚创解，但求不致曲解作者原意为已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