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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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电力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电监会16号令）
各有关单位：
《电力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已经2006年1月17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电力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力监管，规范电力监管行政处罚工作，维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电力监管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对违反电力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以下简称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电力监管机构实施行政处罚，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四条 当事人对电力监管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因电力监管机构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二章 管辖
第五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区域监管局城市监管办公室（以下简称城市电监办）管辖。未设立城市电监办的，由所在区域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区域监管局（以下简称区域电监局）管辖。
区域电监局负责对本区域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电监会）负责对跨区域的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吊销电力业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由电监会实施。
第六条 区域电监局、城市电监办对行政处罚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电监会指定管辖。
电力监管机构发现违法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电力监管机构。受移送的电力监管机构认为移送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不得再自行移送，由电监会指定管辖。
第七条 电监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直接查处区域电监局、城市电监办辖区内的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或者指定区域电监局、城市电监办查处应当由电监会查处的违法行为。
区域电监局、城市电监办认为应当由其查处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有重大影响的，可以请求电监会进行查处。
第三章 简易程序
第八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电力业务的企业或者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电力监管机构从事现场执法的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20元以下的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九条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电力监管执法证，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电力监管机构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最迟在5日内报所属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十条 执法人员在当场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给予行政处罚的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四章 一般程序
第一节 立案和调查
第十一条 除按照本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外，电力监管机构发现涉嫌违法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
（一）有明确的违法嫌疑人；
（二）有违法事实；
（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四）属于本机构管辖。
第十二条 电力监管机构有关监管部门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或者处理其他机关移送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核查。经初步核查后认为涉嫌违法行为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应当提出立案建议，送电力监管机构稽查工作部门（以下简称稽查工作部门）审核，经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
稽查工作部门发现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涉嫌违法行为，应当进行核查，经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
立案日期为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日期。
第十三条 稽查工作部门对已经立案的涉嫌违法行为，应当组织调查。
调查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第十四条 调查应当收集有关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原件或者原物，或者收集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收集与原件、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复制品、抄录件、部分样品或者证明该原件、原物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
第十五条 在调查过程中，稽查工作部门发现立案事由以外的涉嫌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报请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决定是否对新发现的涉嫌违法行为一并进行调查。
第十六条 调查终结，稽查工作部门应当提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被调查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经调查核实的事实和证据、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定性意见、处理建议及其法律依据等内容。
第十七条 调查应当自批准立案之日起60日内终结。案情复杂，60日内不能终结的，经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
第十八条 稽查工作部门应当自调查终结之日起10日内，将调查报告、相关证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送电力监管机构法制工作部门（以下简称法制工作部门）审查。
第十九条 已经移送法制工作部门审查的案件，法制工作部门要求补充调查或者重新调查的，稽查工作部门应当及时组织补充调查或者重新调查。补充调查或者重新调查应当自法制工作部门要求调查之日起30日内终结。
第二节 审查和决定
第二十条 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对稽查工作部门移送的调查报告、相关证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三）定性是否准确；
（四）调查程序是否合法；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六）处理建议是否适当。
第二十一条 法制工作部门审查完毕，应当出具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审查意见：
（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正确，处罚种类、幅度适当的，提出审查同意意见，送行政处罚委员会决定；
（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但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错误，处罚种类或者幅度不当的，提出审查修改意见，送行政处罚委员会决定；
（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的，提出纠正意见，退回稽查工作部门重新调查或者补充调查。
第二十二条 审查应当自稽查工作部门移送案件之日起30日内完毕。30日内不能审查完毕的，经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
第二十三条 电力监管机构设立行政处罚委员会，负责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委员会由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稽查工作部门负责人、法制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其他有关监管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行政处罚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行政处罚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第二十四条 行政处罚委员会审查稽查工作部门提交的调查报告、法制工作部门提交的审查报告和其他材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处罚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经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签署，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电力监管机构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电力监管机构的印章。
第二十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法向当事人告知其违法的事实、给予行政处罚的理由及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电力监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向社会公告。
第三节 听证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处罚委员会作出吊销电力业务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电力监管机构应当组织听证。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个人作出5000元以上罚款，对从事电力业务的企业和电力调度交易机构作出50万元以上罚款。
第二十九条 听证应当在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后20日内组织。行政处罚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应当指定一名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行政处罚委员会委员主持。
第三十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处罚委员会依据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关于律师从事集体科技企业产权界定法律业务的通知
司法部律师司 等
关于律师从事集体科技企业产权界定法律业务的通知
司法部律师司、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科委、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
为了充分发挥律师在集体科技企业产权界定（以下简称产权界定）工作中的作用，保障产权界定工作规范、公正地进行，现就开展律师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试点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产权界定法律业务，是指律师事务所接受集体科技企业产权界定联合工作委员会或集体科技企业的委托，在对集体科技企业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法出具产权界定意见书；或在集体科技企业发生产权纠纷时，接收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作为其代理人，参与联合工作委员会所进行
的产权纠纷调处工作。
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资产关系较复杂、争议较大的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工作，应当聘请律师参加。
二、凡欲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由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提出申请，经省级司法厅、科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共同初审同意后，由司法厅（局）上报司法部；司法部、国家科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共同审核批准，授予律师和
律师事务所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
三、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两年以上、熟悉企业法律业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在以往两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的律师，经过司法部、国家科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或其委托的培训机构举办的有关产权界定法律业务培训并考核合格，可以申请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
有三名以上律师取得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可以申请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
四、律师申请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应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初审机关报送申请材料一式六份。申请材料包括：律师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申请表；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从事律师实务简历以及司法部、国家科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五、律师事务所申请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初审机关报送申请材料一式六份。申请材料包括：律师事务所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申请表；审核批准律师事务所的复印件；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复印件；三名以上取得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证书律师的简历
、资格证书复印件及执业证书复印件以及司法部、国家科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六、律师在参与产权界定业务中出具的意见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出具意见书的背景和依据；
（二）产权界定的范围和起止日；
（三）产权主体的法律性质及相关证明文件；
（四）产权形成的基本法律事实，包括原始出资的有关文件及经营过程中产权结构的变化；
（五）国家优惠政策形成的资产情况；
（六）产权界定的结论性意见。
七、律师出具的意见书可作为产权界定主管机构确认产权的重要依据。律师应尽勤勉尽责义务，不得出具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法律意见。意见书中不得使用“基本符合条件”一类的措辞；对于不能作出确定意见的事项，应当发表保留意见，并应当指出上述事项对
本次产权界定的影响。
律师出具的意见书须由两名以上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签字、盖章。
八、律师、律师事务所在承办上述业务时，与委托人串通作弊，提供有虚假、误导性内容或有重大遗漏、重大错误内容的法律意见书或导致国有资产重大流失、侵害其他产权主体合法权益的，以及其它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行为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律师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处理；同时会同国家科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责令其停止从事该项法律业务一至三年，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从事该项法律业务的资格。
九、具有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必须根据规定提取执业责任风险准备金或者购买执业责任保险。执业责任保险准备金的年度提取比例不低于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净收入的10％。有关购买保险的规定另行制定。
十、司法部会同国家科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凡经检查不合格者，暂停其从事产权界定业务。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因调离、取消资格等原因不满三名的，应在十五日内向司法部、国家科委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报告，司法部、国家科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权要求该律师事务所在具有从事产权界定法律业务资格的专职律师增至三名以上之前停止从事该项法律业务。
以上通知，请认真贯彻执行。
1997年10月17日
内容摘要:起诉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检察官的一种权力,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权力制约,提升执法公信力,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还存在不足,检察机关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确保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应明确不起诉自由裁量边界,建立和完善不起诉听证制度,强化内外部制约,规范量刑建议程序,形成执法公信力的正能量。
关键词:执法公信力 自由裁量权 规范
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是检察官“对法律规范进行选择、适用或创造新规范而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2]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具体体现。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能否正确实施,事关检察执法公信力问题。就司法现状而言,由于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检察官对案件的量刑权、求刑权、刑罚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如果不受制约,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众所周知,“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倒的真理。”[3]目前我国的自由裁量权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实践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检察机关形象,割裂了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因此,充分认识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深入剖析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和原因,进而寻找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的路径,对于提高检察执法公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定位
(一)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感受。”[4]因此,如果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滥用,公平正义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公平正义要求检察官对案件的起诉裁量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但是,与行政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相比,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受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社会舆论的干扰,一旦“为了迎合公众与被害人的利益,检察官就可以利用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适合自己利益的处理,而这无疑会极大地动摇检察官客观公正的立场。”[5]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正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规范检察官的起诉自由裁量权是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好、维护好公平正义的关键。
(二)权力制约的内在要求
“权力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能够与之相等的或者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它才能循规蹈矩。”[6]事实上,“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由于公安、检察机关的强势地位,检察机关一旦起诉,法官很少会作出无罪判决。”[7]因此,“法律若不设置相应的控制机制,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则不可避免,并将导致若干负面效益。”[8]
在司法权力制约中,公、检、法三家的权力应当是相对均衡的,如果过度向法院倾斜,“就会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9]但如果向检察院让步,就有可能导致检察官自由载量权的滥用,因为“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由检察机关自行判断的,有时甚至是由具体办理案件的检察官个人进行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不当使用或者滥用存疑不诉的权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甚至还可能出现用存疑不诉的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进行私下交易的现象,放纵犯罪。”[10]因此,规范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制约,是司法相互监督的内在要求。
(三)有利于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
检察执法公信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执法的信赖,来源于检察官“严格公正、规范、文明、安全执法的意识明显增强,执法行为更加规范,重程序、重证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11]司法公信力“是指诉讼程序及判决结果,不仅应当为当事人接受和认同,而且还应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效果。”[12]以量刑建议为例,实践中,针对过去量刑的暗箱操作,检察官“依据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事实、情节、性质,对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确定其是否具有法定、酌定情节,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并制作量刑建议书,在量刑建议书上载明对被告人处于刑罚的种类、刑罚幅度及其理由和依据。”[13]这种规范化的量刑建议能增强检察机关的办案透明度,赢得公众的信赖,从而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四)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监督过程,实际上也是保障人权的过程。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把这一核心内容列入总则,这一措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历史的一次革命,体现了司法对人权的高度重视。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实施,当然不能背离这一核心理念。在保障人权理念的审视下,检察官“应当在平和、理性心态的支配下,在罪行法定和无罪推定司法原则的引领下,牢固树立客观全面地收集、保全对犯罪嫌疑人不利和有利的各种证据的执法观念,树立向辩护方开示与指控犯罪事实有关的各种证据,不隐瞒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执法观念。”[14]
当然,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并不是要检察官禁锢于法律法规条文,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案情,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中,找到平衡点,进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解释结构,其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出人意料的。”[15]因此,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客观实际,从化解社会矛盾出发,作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判断,当然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自由裁量权规范的基础上,诚如霍姆斯所说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是起诉自由裁量权理论向实践升华的规范过程。起诉自由裁量权只有规范化,才能减少工作失误,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规范的不足
(一)不起诉听证制度发展不平衡
毕竟,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检察官依据的绝大多法律条文以法律原则为主,因为法律原则天生存在缺陷,这一点不同于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区别于法律规则的地方在于内涵的抽象性、模糊性以及开放性,它无法像法律规则那样为”[16]检察官提供规范的具体的操作办法,而恰恰是这一原因,在为检察官提供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因为没有规范执法行为,会造成同案不同处理的混乱。而设立不起诉听证制度恰好解决这一难题,因为, “对重大疑难案件的不起诉处理通过听证形式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17]已成为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项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听证程序至今却尚无统一规范和具体、明确的规定,”[18]因此,各地的不起诉听证制度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统一的规范,全国检察机关有的地方还停留在试点阶段,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规范性文件缺失的情况下,一些检察院对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束之高阁,程序上并无不当,因为,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部门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不起诉一定要实施听证制度。问题在于,近年来,为了顺应检察改革需要,检察机关在检务公开方面已下足功夫,对于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检察官作不起诉处理时,一般都要启动听证程序。由于各地实施不起诉听证制度不同步,加上检察官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难于划一,因此,在不起诉听证制度失衡情况下,检察官的自由裁量得出的结论有时难于服众,在一定程序上削弱了检察执法公信力,不利于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量刑建议随意性大
“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后,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向法院提出的法律意见。”[19]作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量刑建议不可或缺。问题在于,检察官量刑建议“通常都是凭借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生活经历对案件进行裁决,随意性很大,”[20]同时,实践中,如果“公诉人内心的量刑起刑点如果与法官内心的量刑起刑点及对自首、主从犯、退赃、谅解等酌定情节的量刑幅度不一致的话,就将导致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被采纳。”[21]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本义是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约束法官的权力扩张,但是,如果量刑规则没有成为法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基本上处于摆设地位,不会引起法官的共鸣。就量刑本身而言,如果法官和检察官在起刑点和量刑幅度大相径庭,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法官将毫无顾虑地将检察官的建议置之脑后,使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变得毫无意义。
显然,在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方面能够左右被告人刑罚的是法官,而不是检察官,检察官此时只能是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行使审判权的只能是法院,只有法院才能判决谁有罪,谁无罪。在这里,规范和事实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把规范和事实结合起来时,二者的张力关系将得到体现,其解决依赖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发挥。”[22]有意思的是,检察建议是能伸能缩的,如果判决有错误,法院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检察机关可以抗诉。因此,在法官视角,认为检察官量刑建议带有很大随意性的大有人在。
(三)不起诉内部制约机制不完善
的确,在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中,相当比例的自由裁量权是以不起诉裁量权来体现的。“我国不起诉制度包括三种具体的不起诉类型: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23]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又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这么一个类型,应当说,“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不仅是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检察机关一项裁量权的本质要求,而且是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一项制度的重要内容。”[24]因此,附条件不起诉和其他不起诉类型一样,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范畴。
不起诉案件的认定,常常伴随检察官的个人感情色彩,需要内部制约机制来规制。在不起诉案件中,首先作出决定的是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承办检察官根据案件的事实判断,结合法律法规,对案件作初步裁定,其中法定不诉,由检察长最终决定,其余的不诉决定交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问题在于,在案件侦查监督和公诉审查环节,“办案人员在案件的审查中没有对检察委员会决策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考虑,而从客观上,业务部门办案工作任务量大,无法预留必要的时间给检察委员会,”[25]这就使得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没有在内部监督中得到制约和规制,在人少案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