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国际核查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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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
(2005年3月25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综合监督管理和分行业专项监督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并推行控制目标责任制。
第四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加大财政投入。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分析、布置、督促和检查本地区安全事故的防范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其职责权限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全面领导责任。
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直接领导责任。
其他负责人对其管理范围内涉及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相应领导责任。
第七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同时对辖区内没有其他行政部门负责安全管理的工矿商贸等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专项监督管理，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涉及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执行情况；
（二）制定安全生产规划；
（三）组织、协调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
（四）综合管理事故统计工作；
（五）分析预测安全生产形势，发布安全生产信息；
（六）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承担的专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七）国家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煤矿、公安、交通运输、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等负有专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称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实施专项监督管理。
其它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条　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的民主管理，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民主监督。
第十一条　履行安全生产事项审批或者验收职责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并对审批或者验收事项承担审批或者验收直接责任。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同级政府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提出检查意见和建议。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地区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单位、设施和场所安全事故的防范明确责任、采取措施，并督促检查。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的检查应当予以配合，按照检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送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安排和检查计划。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年度专项安全生产工作安排和检查计划，并送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应当按计划进行。在监督检查中，有关部门应当互相配合，实行联合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分别进行检查，但相关部门应当互通情况，发现应由其它部门处理的安全问题，应当及时移送并形成记录备查。检查情况应当向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通报。
对投诉举报集中、问题突出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进行重点检查。
第十五条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情况和信息向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通报。
第十六条　鼓励单位或个人就危害安全生产的行为或安全隐患，向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对重大安全隐患的投诉举报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并及时处理。
第十七条 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安全评价。
需要安全评价的建设项目，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和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进行设计，其设计文件应当有安全生产专篇，由设计审批部门会同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审查。
建设项目竣工投产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试生产中安全设施运行情况报告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和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　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危险物品生产、销售、运输、储存单位，以及从事大型娱乐、商业经营的单位应当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安全费用提取制度。安全费用由生产经营单位自行提取，专户储存，用于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改善、安全隐患整改等。
第三章 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并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迅速采取有效救援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通知相关部门和单位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现场抢救，并做好善后工作。
第二十条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参加事故调查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查清事故直接原因；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和监察部门负责组织查清间接原因及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事故调查组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报送事故调查报告，事故结案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十个工作日内审批结案；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调查时间，但调查时间延长不得超过二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中央在渝企业、市属国有企业发生一次死亡一至九人的，由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理。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前两款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按下列规定分级负责：
（一）一次死亡一至二人的，由区县（自治县、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
（二）一次死亡三至九人的，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报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三）一次死亡十至二十九人的，由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并审批结案，报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备案；
（四）一次死亡三十人以上的，按国务院规定办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未依法进行安全评价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未按国家有关规定提取、使用安全费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死亡事故后，有故意破坏事故现场、阻碍调查、拖延报告或者隐瞒不报情节之一的，对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不能依法给予撤职处分的负责人，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他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和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
（二）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或通过验收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
（三）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立即对投诉举报的重大安全隐患进行调查并及时处理的。
第二十八条　未依法取得资格而从事安全生产中介服务的，责令停止中介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安全生产社会中介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证明的，依法吊销其资格证，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单处或者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同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重庆市劳动安全条例》同时废止。
赵作海蒙冤案若干问题的思考

谭启刚


2010年5月10日

摘要：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释放，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继湖北佘祥林案以及河北聂树斌案，再次让司法正义受到严峻的挑战。

笔者就本案发生所引起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

一、刑事活动的最终目的

刑事诉讼法目的指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立法者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并基于对刑事诉讼国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刑事诉讼目的集中体现了立法者的刑事诉讼价值观。[1]

在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关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在1950年至1978年间，除了颁布了一些关于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法》等）以及相关的刑事活动单行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等）以外，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刑事诉讼法典规范相应的刑事活动。在这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于司法活动的冲击极为严重。对于某些人是否犯罪、是否需要受到法律追求、是否需要逮捕、是否需要审判、是否需要执行，也是按照当时领导人的指示或政策所决定。因此，当时造就了许许多多滥用权力、违背司法正义的冤假错案。这时候，刑事活动的目的只是在于维护和贯彻某几个人认识层面上的意志，而整个刑事活动也变成了打击、陷害、报复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1979年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意味着在世界各国近代意义上的“无法无天”现象终于宣告结束。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条、第2条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求，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此，可以发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另外一个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两者相结合的。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我国刑事活动的漫长立法阶段和演变过程中，其核心就是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的制度和方法。由建国初期的政策性指引发展到立法确立阶段，刑事活动已确立了一系列的执行准则和指引，主要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使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刑事活动的各项环节进行约束，同时也禁止个人意志干扰刑事活动的执行。另外，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与推崇个人意思自治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民法是有完全相对的。不管是侦察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还是执行机关，在刑事活动中的每一个程序，包括立案、侦察、起诉、审判、执行各个环节阶段，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一旦违反了，就是违法。也就是说，国家在进行刑事活动的时候，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不是像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三个案件中，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枉法裁判，让无辜的公民受到制裁，严重损害司法尊严和公信力，也使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蒙羞。

二、刑事活动的正当程序性

1、刑讯逼供的祸害

赵作海案和聂树斌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侦察机关在预审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的行为。犯罪嫌疑人为了免受精神和肉体的侵害，在违背客观真实情况下，作出了不真实口供，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抓错人、判错人、罚错人、关错人，甚至像聂树斌似的杀错人。类似的刑讯逼供案件也陆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我国民法学者、上海政法学院的李绍章老师发表了《看守所26种死法指南》 ，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如躲猫猫案、摔跤死案等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刑讯逼供的行为会造就很多不良后果。主要是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制造冤假错案、放纵真正的罪犯，以及是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笔者认为，前述两者的关系就是质变与量变的原理一样，两者的影响是相互一体、不可分割的。另外，个案的不良后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所引发的两个问题，一是制造冤假错案，二是放纵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是直接导致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的后果。而放纵真正的罪犯不单止是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没有追究，并且社会稳定继续受到威胁，长期以来所累积的不良后果会简直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产生。

如果不加以改善，找到问题的根源，陆续的案子也是会继续的发生。

2、证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证据”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作为证据信息物质载体的含义，是法院用于认定事实的资料，通常称为“证据资料”；其二、利用某种物体和其他形式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通常称为“证据方法”。[2]

在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对证据的举证程度是非常严格，而且一般在刑事活动中，证据的勘验极为重要。

赵作海、聂树斌、佘祥林三人的冤案中，笔者认为主要是取决在证据勘验上。赵作海和佘祥林案件极为相似，出现了一具尸体，没有验DNA，然后就确定为某个被害人。事后也是已经被判定为死亡的被害者重新出现，才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然后进行国家赔偿解决。鉴定结论作为我国证据的其中一种，对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认定案件事实有失分重要的作用[3]。而聂树斌在被拘留后，进行了刑讯逼供，被伤害都没有勘验其精子的DNA比对，单凭口供就审理判处案件。

笔者认为，虽然不真实证据导致的结果基本相似，但一个不真实的证据比起一百次不足以致命的暴力行为后果更为严重。其不作为的玩忽职守的行为比起因技术问题导致证据结果错误更为严重。

3、刑事活动司法人员的观念性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目前在整个刑事活动中，所出现的办案人员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证据，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能依照其真实情况进行独立的判决。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两个：

1）公安老大局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意味着刑事活动由三机关是以分工负责的局面进行。我国是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组织层面上带有特色的国情因素。在中央党委中设立中央政法委，各级党委也相应设立政法委部门，一般情况下会协调所管区域内重大案件。在很多地方，长期以来是政法委主任兼任公安局局长引来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