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散装水泥铁路专用车辆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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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散装水泥铁路专用车辆管理的通知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资源[2001]478号
关于加强散装水泥铁路专用车辆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吉林省、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甘肃省散装水泥办公室，各铁路局：
散装水泥铁路运输专用车辆是散装水泥的重要运输工具。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对进一步加快发展散装水泥意见的批复》（国函〔1997〕8号），关于“铁路运输部门要加强调度，提高散装水泥铁路运输车辆的运输效率”的要求，加强散装水泥铁路专用车辆的管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经贸委、有关散装水泥办公室要加强对散装水泥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解决铁路运输计划、车辆分配、调度和检修，解决散装水泥生产企业装卸、运输、销售等环节的问题；铁路部门要坚持计划、配车、运输“三优先”的原则，配合各地经贸委、有关散装水泥办公室，努力提高车辆运用效率，满足散装水泥运输需要。
二、各地经贸委、有关散装水泥办公室要适时调整对散装水泥铁路运输的鼓励政策，引导企业充分发挥现有车辆能力，提高运输效率。
三、加强车辆调度，提高车辆利用率。对铁道部属车辆，闲置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全国散装水泥办公室可商铁道部有关部门重新配属车辆，将其使用权转让给要求购买车辆的单位。
四、对车型老化、技术性能差、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车辆，各地经贸委、有关散装水泥办公室要会同铁路部门提出车辆报废建议，由铁路车辆管理部门审定后按铁道部有关规定办理报废手续。
五、车辆生产企业要加大科研和新产品开发的投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强标准化工作，生产符合我国国情，高技术水平、高质量的铁路运输车辆。（完）
二ＯＯ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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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分析刑讯逼供行为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在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刑讯逼供行为多发，而且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角色认知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刑讯逼供行为个体（下文以警察为分析对象）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对于警察的这种角色认知并不是其天生就有的，对大多数警察来说，这种认知错误可能就在其入警的那一天，或从那一天起不知不觉中形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希望权力得到实现，权威得到尊崇，其对审讯工作的影响便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如实回答警察的提问。如果这种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受阻，对警察而言便是一种挫折（关于挫折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下文详述）。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警察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警察、军队、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警察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警察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警察的指挥和调控，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警察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警察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警察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警察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警察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警察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警察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警察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警察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警察工作超负荷是引发警察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警察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警察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公安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警察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警察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限制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警察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警察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警察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警察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警察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警察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警察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警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警察心理上造成压力。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警察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警察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警察刑讯逼供的行为，从警察个体的角度来说，对警察心理状态的调适相当重要。
预防警察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把好公安机关招警关，即在招警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其文化素质、智力状况、业务素质等，还要考察其情绪特点，性格特征，看其有无不良的行为习惯，看其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是否适合警察工作，尤其对于刑事警察来说，其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省市逐步得到重视，在招警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心理测试，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心理测试常用的“人格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二是通过对报考公安机关（院校）的人进行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向其提一些问题，进行心理测评，从而考察其心理素质情况。对于心理素质明显不适应公安工作者，一律不予录用。
传统的警察认知理念以“专政”为主导，尤其是刑事警察更是如此，要减少警察在审讯过程中的挫折感，除了要加强警察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素质的加强，但心理素质的加强与其认知理念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1、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是警察整体联系认知的转变，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在刑事警察认知体系中仍然还未形成，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稳定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仍然把刑警的职能定位在打击犯罪的着眼点上而忽视保护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人权）的一面。把打击犯罪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手段，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根源，增加消除或减少犯罪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将警察过高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降低到适当程度，从避免由于不当的角色意识、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挫折感，跳出“挫折——攻击”的心理假说。
2、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转变。在“有罪推定”的认知理念之下，警察对每次的审讯希望得到的都是审讯对象的有罪供述，而对审讯对象的无罪辩解无法接受，认为审讯对象是在对权力和权威进行挑战。
3、从“执法者”到“守法者”的角色认知转变。警察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但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却常常出现偏差，在审讯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通常是对“执法者”的角色认知，而忽视了作为普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守法者”的角色认知，只有完成这种角色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培养在侦查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观念，才能使其严格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范审讯行为，从而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工作中的应激导致的情绪紧张、失控、焦虑状态、压力增大等是诱发警察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的重要因素，要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有必要减少警察工作中的应激源。
1、增加警力资源配给。这对于减少警察工作时间，缓解身心疲劳，有利于减少工作应激的发生。
2、科学决策，减少人为施加的主观压力。目前我国警察队伍的管理体制决定警务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警察工作应激源之一便是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导常常随意决策，如限期破案、定任务、下指标，而不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其结果是使警察在工作中背负着太大的压力，形成人为的工作应激。例如，领导要求天亮前取得口供，但拿不下来怎么办？领导施加的压力就会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便发生刑讯逼供。
3、建立科学合理的警察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在当前的刑事警察的工作中，其绩效评估是以破案情况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并不注重工作中其他参量，如工作中的守法情况，尤其是程序合法情况，个人素质，业务能力等，评估标准的单一性和欠科学性，使得警察职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容易形成工作应激。
建立警察心理辅导机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的心理帮助。对于工作的特殊性，如经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经常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有时甚至是死亡，导致其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很大差别。容易形成职业性的心理疾病。在国外警察接受经常性的心理治疗，如在亲历暴力犯罪现场之后，认为心理上受到某种刺激，他们就可以到心理医生处接受治疗，以恢复负面的心理平衡。或者当警察有某种心理障碍时，或存在应激状态时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使其心理障碍得到消除，情绪可以得到释放，从而使刑讯逼供等暴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得到降低。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外贸企业贯彻实施新的财务和会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和帐务处理办法的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厅）、外贸局，各总公司，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现将财政部《关于国有外贸企业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93〕财商字第163号）和《关于印发〈商品流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的通知》（〔93〕财会字第35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根据财政部《关于核定你部所属企业一九九三年上缴利润比例的函》（〔93〕财商字第177号），经贸部所属外贸企业一九九三年上缴利润的清算仍通过我部集中办理。
（93）财商字第163号 1993年6月7日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财务通则》，做好财务制度改革工作，财政部颁发了《关于贯彻实施新的企业财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国有企业在新旧财务制度转换过程中的若干政策衔接问题作出了统一规定。现就国有外贸企业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建立资本金制度后，现有资金如何处理问题
外贸企业按《通知》执行后，对于以入股方式向职工个人筹措的资金，作为个人资本金，但实行风险抵押承包或集资经营办法的企业，对职工交纳的承包风险抵押款或集资款，作为流动负债。
企业结余的出口风险基金、后备基金结合生产发展基金一并处理。结余的专用拨款和专用基金中的茶叶蚕茧改进费，转作国家资本金。
企业结余的职工福利基金应按来源的比例，将从成本、费用中提取的福利费结余转作流动负债；将从留用资金及其它来源形成的集体福利基金结余，转作公益金管理。
企业挂帐的以前年度超亏自补资金以及归还1987年底以前专项借款形成的挂帐款，按以下顺序弥补：专用基金（不含更新改造基金、大修理基金和茶叶蚕茧改进费）、出口风险基金、后备基金。未弥补完的余额，列入未分配利润以负数反映。
企业主管部门集中收取的企业留利资金，应在年度决算中单独反映。企业如收到上级拨入用于弥补亏损的款项，列入本年利润核算；如收到上级拨入用于建设的款项，作为国家专项拨款处理。
企业专用资金备抵余额，属于专用基金和专用拨款的结余，应按原渠道恢复为专用基金和专用拨款后予以处理。
二、关于规范成本开支范围，改革费用核算制度问题
1．国内进货成本统一按原始价格核算后，外贸企业在1993年6月30日以前的库存出口商品、库存其他商品和在途出口商品仍按原有规定核算，所含进货费用（即购进和调入商品在到达交货地车站、码头以前支付的各项费用和手续费）随销售随处理；在1993年7月1日以后
购进和调入商品发生的进货费用直接列作经营费用，计入本期损益。
国内购进商品的原始价格与经营费用按下列原则划分：
从工厂直接购入的商品，以工厂开出售货发票所列价格为原始价格、在价格之外支付工厂代垫的运杂费、保险费、保管费等计入经营费用；
从门市直接收购的商品，以实际支付的价格总额和应缴纳税金为原始价格，购入以后支付的各项费用计入经营费用；
从其他企业调入的商品，按其他企业的原始价格执行，支付其他企业的调拨经营或运杂费、保险费、保管费、挑选整理费、包装费、手续费等各项费用计入经营费用，支付其他企业的利息应计入财务费用；
委托其他企业收购的商品，按其他企业实际支付的价格总额和应缴纳的税金为原始价格，支付受托企业的各项费用比照支付其他企业调拨费用处理；从其他企业购入的商品，以其他企业开出售货发票所列价格为原始价格，在价格之外支付的代垫运杂票、保险费、保管费计入经营费用。
2．执行新的财务制度后，外贸企业出口成本中不再列支供货出口奖励、出口风险支出、织内销绸用丝补贴支出。原规定经批准从商品流通费中在限额内按实列支的简易建筑费，不再从费用中列支。经营茶叶、丝绸的出口企业所提的茶叶、蚕茧改进费，不再按标准提取，企业可根据需
要按实列支，其中茶叶、蚕茧改进费并入技术开发费，茧灶维修费作为固定资产修理费，直接计入管理费用。外贸企业交纳的商会会费，允许计入管理费用。各地方自行规定从成本、费用中提取新产品开发基金、技术开发费、简易建筑费、外贸实业基金等不规范的做法，一律废止。
3．《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涉外费，是指出国费用和实行报帐制的境外机构经费。允许在管理费用中按规定比例内据实列支的业务招待费，包括接待国内、国外宾客的宴请费、礼品费、举办招待会经费和由企业负担的其他接待费用，以及开展国内外购销
业务中必需的活动经费。
4．企业从国外购进商品的进价成本是指进口商品在到达目的港口以前发生的各种支出。委托其他单位代理进口商品，支付的手续费、到达目的港口以后的港口费用、运杂费、检验费、劳务费等应直接计入经营费用；支付的受托单位代垫资金利息及银行财务费，计入财务费用；在进口
合同价格之外结算承付的属进口商品到达目的港口以前的运费、保险费计入进价成本，收入或支付的佣金冲减或计入进价成本。
三、关于改革营业收入以及利润分配核算管理制度问题
1．一切业务收入均必须纳入损益核算。在进出口业务中发生的速遣费收入、涉外保险劳务费收入以及其他各项劳务费、酬金收入，列入其他业务收入核算。企业调剂外汇（包括各类留成，奖励等外汇）发生的外汇价差收入，一律列入汇兑损益核算。易货贸易业务必须纳入损益核算，
具体办法另行下发。
2．代理进口、代理出口业务属于代购、代销性质，改按代购代销业务进行核算，不再把代理进口成本和代理出口销售收入纳入本企业盈亏核算，但对货款及有关费用的结算办法继续按原有规定执行。对原加工补偿出口销售业务，属于外贸企业自营的，作为商品销售业务核算；属于外
贸企业代理的，改按代购代销业务核算。
3．对出口商品调拨业务，调出企业以自营方式向调入企业收取的经管费，计入商品销售收入；如以代理方式向调入企业收取手续费的，则按代购代销业务进行核算。
4．根据《企业财务通则》规定，企业发生的逾期三年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作为坏账损失处理。结合实际情况，外贸企业对以前发生的逾期应收款项，应进行清理，对确实不能收回的部分，以及以后发生的逾期三年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每笔金额超过二十万元或全年累计金
额超过五十万元的，要报经主管财政机关审核批准。
5．外贸企业如期按《企业财务通知》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实行统一的利润分配制度后，“八五”期间，企业在不发生亏损挂帐的前提下，对属于同类产品三年内的对外来料加工装配工缴费纯收入、速遣费收入净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付给的涉外保险劳务费和全年累计三十万
元以内的技术转让净收入，可以继续作为单项留利，全部转作盈余公积金。其他各种单项留利政策一律停止执行。
四、关于改革工资财务管理制度问题
按照《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职工工资分别列入经营费用和管理费用。为了维护国家及其他投资者的权益，增加企业的积累，外贸企业发放的各项奖金计入费用必须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实行缴纳所得税并将税后利润按资分配办法的企业，允许将全部职工奖金计入费用；实行上缴利润办法的企业，职工奖金计入费用要分步实施，具体步骤由财政机关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决定，即：中央企业由财政部决定，地方企业由各省级财政厅（局）决定。
2．对于职工奖金计入费用的企业，各地财政机关对外贸企业的工资总额原则上按照本地区省级劳动部门统计公布的上年每人平均工资总额和本年物价指数，以及企业正式职工人数进行核定。实行总额包干，不得突破。
如果实行上述办法的条件尚不具备，可以实行“总挂总提”的工效挂钩办法，将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挂钩，并考核出口收汇和企业净资产增值指标，把职工工资的增长控制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之内。外贸企业工效挂钩办法，必须报经主管财政机关和劳动部门审核批准。
3．对于职工奖金尚未计入费用的企业，所需奖励基金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从企业缴纳所得税（或相当于所得税的利润）后的利润中提取，同时作为流动负债管理。
4．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后，取消各部门、各地方规定的一切单项奖励政策，实行规范化的职工工资财务管理制度。
五、关于住房等职工集体福利设施财务管理问题
根据《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非经营用固定资产要分别核算。外贸企业自行购建住房等职工集体福利设施，不得超过累计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公益金总额，同时要按购建职工集体福利设施的金额将公益金结转盈余公积金。职工住房的收支要单独管理、单独核算，按规定年
限计算的折旧费，可以计入管理费用，但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应从收取的租金中支付，收取的租金实难解决的大宗修理费用（不含应由职工个人负担的室内装修、装璜支出），在报经主管财政机关审核后，也可计入管理费用。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房改规定，向职工出售住房发生的净损失（即所
得收入与住房帐面净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支出。
六、关于经贸教育补助资金的财务管理问题
为了支持经贸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经贸人才的培养，解决经贸教育事业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实行“集资办学”的办法，由经贸院校向用人单位筹集部分事业经费。外贸企业自愿支付的经贸教育补助资金，计入营业外支出。经贸院校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财政拨入事业经费以及自筹
基本建设之不足，不得挪作它用，并如数列入年终决算报送主管财政机关审核批复。财政部、经贸部联合印发的《筹集经贸教育补助资金规定》相应废止。
七、关于编报外汇收支情况表问题
外贸企业统一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后，为了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促进企业加强外汇核算，除按规定编报月份、年度会计报表以外，年度终了时必须加报《外汇收支使用情况表》，系统地反映企业出口收汇、进口用汇以及自有外汇的来源、使用和结余情况，随同年度会
计报表一并报送主管财政机关。报表格式，将另行印发。
八、关于年度财务报告的审核批复问题
按照《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按期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签字后，报送主管财政机关。外贸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属于外商投资性质和股份经营组织形式部分，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签字；属于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部分，如不具备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查条件，则应由主管财政机关直接审核批复。
九、关于企业多种经营如何执行新制度问题
外贸企业开展科、工、贸多种经营，组建集团性质的经济实体后，如何执行新制度，应视其主营业务而定。凡以商品流通为主营业务的、具备法人资格的独立核算企业，应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对企业内部的某些独立核算单位如不以商品流通为主营业务，可按其业务性质执
行相应的财务制度。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内部管理需要，可制定内部的财务管理规定，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十、关于新的财务制度组织实施问题
新的财务制度由各级财政机关按照企业的财政预算管理级次组织实施，即：中央外贸企业由财政部组织实施，地方外贸企业由地方财政厅（局）组织实施。各级财政机关要认真部署，加强外贸企业在新旧制度转换中的指导、检查、监督，保证企业顺利地向新的财务制度实现平稳过渡。
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以便进一步补充完善。
（93）财会字第35号 1993年6月21日
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现将《商品流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布置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望及时函告我们。
附件：
1．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2．全民所有制粮食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3．全民所有制外贸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4．全民所有制物资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5．集体所有制商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6．全民所有制供销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7．供销合作社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1993年7月8日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在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刑讯逼供行为多发，而且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角色认知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刑讯逼供行为个体（下文以警察为分析对象）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对于警察的这种角色认知并不是其天生就有的，对大多数警察来说，这种认知错误可能就在其入警的那一天，或从那一天起不知不觉中形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希望权力得到实现，权威得到尊崇，其对审讯工作的影响便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如实回答警察的提问。如果这种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受阻，对警察而言便是一种挫折（关于挫折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下文详述）。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警察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警察、军队、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警察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警察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警察的指挥和调控，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警察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警察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警察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警察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警察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警察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警察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警察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警察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警察工作超负荷是引发警察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警察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警察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公安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警察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警察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限制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警察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警察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警察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警察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警察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警察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警察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警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警察心理上造成压力。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警察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警察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警察刑讯逼供的行为，从警察个体的角度来说，对警察心理状态的调适相当重要。
预防警察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把好公安机关招警关，即在招警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其文化素质、智力状况、业务素质等，还要考察其情绪特点，性格特征，看其有无不良的行为习惯，看其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是否适合警察工作，尤其对于刑事警察来说，其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省市逐步得到重视，在招警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心理测试，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心理测试常用的“人格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二是通过对报考公安机关（院校）的人进行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向其提一些问题，进行心理测评，从而考察其心理素质情况。对于心理素质明显不适应公安工作者，一律不予录用。
传统的警察认知理念以“专政”为主导，尤其是刑事警察更是如此，要减少警察在审讯过程中的挫折感，除了要加强警察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素质的加强，但心理素质的加强与其认知理念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1、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是警察整体联系认知的转变，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在刑事警察认知体系中仍然还未形成，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稳定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仍然把刑警的职能定位在打击犯罪的着眼点上而忽视保护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人权）的一面。把打击犯罪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手段，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根源，增加消除或减少犯罪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将警察过高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降低到适当程度，从避免由于不当的角色意识、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挫折感，跳出“挫折——攻击”的心理假说。
2、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转变。在“有罪推定”的认知理念之下，警察对每次的审讯希望得到的都是审讯对象的有罪供述，而对审讯对象的无罪辩解无法接受，认为审讯对象是在对权力和权威进行挑战。
3、从“执法者”到“守法者”的角色认知转变。警察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但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却常常出现偏差，在审讯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通常是对“执法者”的角色认知，而忽视了作为普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守法者”的角色认知，只有完成这种角色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培养在侦查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观念，才能使其严格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范审讯行为，从而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工作中的应激导致的情绪紧张、失控、焦虑状态、压力增大等是诱发警察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的重要因素，要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有必要减少警察工作中的应激源。
1、增加警力资源配给。这对于减少警察工作时间，缓解身心疲劳，有利于减少工作应激的发生。
2、科学决策，减少人为施加的主观压力。目前我国警察队伍的管理体制决定警务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警察工作应激源之一便是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导常常随意决策，如限期破案、定任务、下指标，而不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其结果是使警察在工作中背负着太大的压力，形成人为的工作应激。例如，领导要求天亮前取得口供，但拿不下来怎么办？领导施加的压力就会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便发生刑讯逼供。
3、建立科学合理的警察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在当前的刑事警察的工作中，其绩效评估是以破案情况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并不注重工作中其他参量，如工作中的守法情况，尤其是程序合法情况，个人素质，业务能力等，评估标准的单一性和欠科学性，使得警察职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容易形成工作应激。
建立警察心理辅导机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的心理帮助。对于工作的特殊性，如经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经常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有时甚至是死亡，导致其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很大差别。容易形成职业性的心理疾病。在国外警察接受经常性的心理治疗，如在亲历暴力犯罪现场之后，认为心理上受到某种刺激，他们就可以到心理医生处接受治疗，以恢复负面的心理平衡。或者当警察有某种心理障碍时，或存在应激状态时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使其心理障碍得到消除，情绪可以得到释放，从而使刑讯逼供等暴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得到降低。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外贸企业贯彻实施新的财务和会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和帐务处理办法的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外贸企业贯彻实施新的财务和会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和帐务处理办法的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厅）、外贸局，各总公司，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现将财政部《关于国有外贸企业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93〕财商字第163号）和《关于印发〈商品流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的通知》（〔93〕财会字第35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根据财政部《关于核定你部所属企业一九九三年上缴利润比例的函》（〔93〕财商字第177号），经贸部所属外贸企业一九九三年上缴利润的清算仍通过我部集中办理。
（93）财商字第163号 1993年6月7日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财务通则》，做好财务制度改革工作，财政部颁发了《关于贯彻实施新的企业财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国有企业在新旧财务制度转换过程中的若干政策衔接问题作出了统一规定。现就国有外贸企业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建立资本金制度后，现有资金如何处理问题
外贸企业按《通知》执行后，对于以入股方式向职工个人筹措的资金，作为个人资本金，但实行风险抵押承包或集资经营办法的企业，对职工交纳的承包风险抵押款或集资款，作为流动负债。
企业结余的出口风险基金、后备基金结合生产发展基金一并处理。结余的专用拨款和专用基金中的茶叶蚕茧改进费，转作国家资本金。
企业结余的职工福利基金应按来源的比例，将从成本、费用中提取的福利费结余转作流动负债；将从留用资金及其它来源形成的集体福利基金结余，转作公益金管理。
企业挂帐的以前年度超亏自补资金以及归还1987年底以前专项借款形成的挂帐款，按以下顺序弥补：专用基金（不含更新改造基金、大修理基金和茶叶蚕茧改进费）、出口风险基金、后备基金。未弥补完的余额，列入未分配利润以负数反映。
企业主管部门集中收取的企业留利资金，应在年度决算中单独反映。企业如收到上级拨入用于弥补亏损的款项，列入本年利润核算；如收到上级拨入用于建设的款项，作为国家专项拨款处理。
企业专用资金备抵余额，属于专用基金和专用拨款的结余，应按原渠道恢复为专用基金和专用拨款后予以处理。
二、关于规范成本开支范围，改革费用核算制度问题
1．国内进货成本统一按原始价格核算后，外贸企业在1993年6月30日以前的库存出口商品、库存其他商品和在途出口商品仍按原有规定核算，所含进货费用（即购进和调入商品在到达交货地车站、码头以前支付的各项费用和手续费）随销售随处理；在1993年7月1日以后
购进和调入商品发生的进货费用直接列作经营费用，计入本期损益。
国内购进商品的原始价格与经营费用按下列原则划分：
从工厂直接购入的商品，以工厂开出售货发票所列价格为原始价格、在价格之外支付工厂代垫的运杂费、保险费、保管费等计入经营费用；
从门市直接收购的商品，以实际支付的价格总额和应缴纳税金为原始价格，购入以后支付的各项费用计入经营费用；
从其他企业调入的商品，按其他企业的原始价格执行，支付其他企业的调拨经营或运杂费、保险费、保管费、挑选整理费、包装费、手续费等各项费用计入经营费用，支付其他企业的利息应计入财务费用；
委托其他企业收购的商品，按其他企业实际支付的价格总额和应缴纳的税金为原始价格，支付受托企业的各项费用比照支付其他企业调拨费用处理；从其他企业购入的商品，以其他企业开出售货发票所列价格为原始价格，在价格之外支付的代垫运杂票、保险费、保管费计入经营费用。
2．执行新的财务制度后，外贸企业出口成本中不再列支供货出口奖励、出口风险支出、织内销绸用丝补贴支出。原规定经批准从商品流通费中在限额内按实列支的简易建筑费，不再从费用中列支。经营茶叶、丝绸的出口企业所提的茶叶、蚕茧改进费，不再按标准提取，企业可根据需
要按实列支，其中茶叶、蚕茧改进费并入技术开发费，茧灶维修费作为固定资产修理费，直接计入管理费用。外贸企业交纳的商会会费，允许计入管理费用。各地方自行规定从成本、费用中提取新产品开发基金、技术开发费、简易建筑费、外贸实业基金等不规范的做法，一律废止。
3．《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涉外费，是指出国费用和实行报帐制的境外机构经费。允许在管理费用中按规定比例内据实列支的业务招待费，包括接待国内、国外宾客的宴请费、礼品费、举办招待会经费和由企业负担的其他接待费用，以及开展国内外购销
业务中必需的活动经费。
4．企业从国外购进商品的进价成本是指进口商品在到达目的港口以前发生的各种支出。委托其他单位代理进口商品，支付的手续费、到达目的港口以后的港口费用、运杂费、检验费、劳务费等应直接计入经营费用；支付的受托单位代垫资金利息及银行财务费，计入财务费用；在进口
合同价格之外结算承付的属进口商品到达目的港口以前的运费、保险费计入进价成本，收入或支付的佣金冲减或计入进价成本。
三、关于改革营业收入以及利润分配核算管理制度问题
1．一切业务收入均必须纳入损益核算。在进出口业务中发生的速遣费收入、涉外保险劳务费收入以及其他各项劳务费、酬金收入，列入其他业务收入核算。企业调剂外汇（包括各类留成，奖励等外汇）发生的外汇价差收入，一律列入汇兑损益核算。易货贸易业务必须纳入损益核算，
具体办法另行下发。
2．代理进口、代理出口业务属于代购、代销性质，改按代购代销业务进行核算，不再把代理进口成本和代理出口销售收入纳入本企业盈亏核算，但对货款及有关费用的结算办法继续按原有规定执行。对原加工补偿出口销售业务，属于外贸企业自营的，作为商品销售业务核算；属于外
贸企业代理的，改按代购代销业务核算。
3．对出口商品调拨业务，调出企业以自营方式向调入企业收取的经管费，计入商品销售收入；如以代理方式向调入企业收取手续费的，则按代购代销业务进行核算。
4．根据《企业财务通则》规定，企业发生的逾期三年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作为坏账损失处理。结合实际情况，外贸企业对以前发生的逾期应收款项，应进行清理，对确实不能收回的部分，以及以后发生的逾期三年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每笔金额超过二十万元或全年累计金
额超过五十万元的，要报经主管财政机关审核批准。
5．外贸企业如期按《企业财务通知》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实行统一的利润分配制度后，“八五”期间，企业在不发生亏损挂帐的前提下，对属于同类产品三年内的对外来料加工装配工缴费纯收入、速遣费收入净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付给的涉外保险劳务费和全年累计三十万
元以内的技术转让净收入，可以继续作为单项留利，全部转作盈余公积金。其他各种单项留利政策一律停止执行。
四、关于改革工资财务管理制度问题
按照《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职工工资分别列入经营费用和管理费用。为了维护国家及其他投资者的权益，增加企业的积累，外贸企业发放的各项奖金计入费用必须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实行缴纳所得税并将税后利润按资分配办法的企业，允许将全部职工奖金计入费用；实行上缴利润办法的企业，职工奖金计入费用要分步实施，具体步骤由财政机关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决定，即：中央企业由财政部决定，地方企业由各省级财政厅（局）决定。
2．对于职工奖金计入费用的企业，各地财政机关对外贸企业的工资总额原则上按照本地区省级劳动部门统计公布的上年每人平均工资总额和本年物价指数，以及企业正式职工人数进行核定。实行总额包干，不得突破。
如果实行上述办法的条件尚不具备，可以实行“总挂总提”的工效挂钩办法，将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挂钩，并考核出口收汇和企业净资产增值指标，把职工工资的增长控制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之内。外贸企业工效挂钩办法，必须报经主管财政机关和劳动部门审核批准。
3．对于职工奖金尚未计入费用的企业，所需奖励基金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从企业缴纳所得税（或相当于所得税的利润）后的利润中提取，同时作为流动负债管理。
4．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后，取消各部门、各地方规定的一切单项奖励政策，实行规范化的职工工资财务管理制度。
五、关于住房等职工集体福利设施财务管理问题
根据《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非经营用固定资产要分别核算。外贸企业自行购建住房等职工集体福利设施，不得超过累计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公益金总额，同时要按购建职工集体福利设施的金额将公益金结转盈余公积金。职工住房的收支要单独管理、单独核算，按规定年
限计算的折旧费，可以计入管理费用，但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应从收取的租金中支付，收取的租金实难解决的大宗修理费用（不含应由职工个人负担的室内装修、装璜支出），在报经主管财政机关审核后，也可计入管理费用。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房改规定，向职工出售住房发生的净损失（即所
得收入与住房帐面净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支出。
六、关于经贸教育补助资金的财务管理问题
为了支持经贸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经贸人才的培养，解决经贸教育事业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实行“集资办学”的办法，由经贸院校向用人单位筹集部分事业经费。外贸企业自愿支付的经贸教育补助资金，计入营业外支出。经贸院校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财政拨入事业经费以及自筹
基本建设之不足，不得挪作它用，并如数列入年终决算报送主管财政机关审核批复。财政部、经贸部联合印发的《筹集经贸教育补助资金规定》相应废止。
七、关于编报外汇收支情况表问题
外贸企业统一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后，为了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促进企业加强外汇核算，除按规定编报月份、年度会计报表以外，年度终了时必须加报《外汇收支使用情况表》，系统地反映企业出口收汇、进口用汇以及自有外汇的来源、使用和结余情况，随同年度会
计报表一并报送主管财政机关。报表格式，将另行印发。
八、关于年度财务报告的审核批复问题
按照《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按期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签字后，报送主管财政机关。外贸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属于外商投资性质和股份经营组织形式部分，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查签字；属于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部分，如不具备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查条件，则应由主管财政机关直接审核批复。
九、关于企业多种经营如何执行新制度问题
外贸企业开展科、工、贸多种经营，组建集团性质的经济实体后，如何执行新制度，应视其主营业务而定。凡以商品流通为主营业务的、具备法人资格的独立核算企业，应执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对企业内部的某些独立核算单位如不以商品流通为主营业务，可按其业务性质执
行相应的财务制度。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内部管理需要，可制定内部的财务管理规定，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十、关于新的财务制度组织实施问题
新的财务制度由各级财政机关按照企业的财政预算管理级次组织实施，即：中央外贸企业由财政部组织实施，地方外贸企业由地方财政厅（局）组织实施。各级财政机关要认真部署，加强外贸企业在新旧制度转换中的指导、检查、监督，保证企业顺利地向新的财务制度实现平稳过渡。
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以便进一步补充完善。
（93）财会字第35号 1993年6月21日
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现将《商品流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布置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望及时函告我们。
附件：
1．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2．全民所有制粮食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3．全民所有制外贸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4．全民所有制物资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5．集体所有制商业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6．全民所有制供销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7．供销合作社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略）
1993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