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英侨柏利稳遗产处理问题的复函

上一篇: 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西省人民法院《关于南昌、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的通报的函
下一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财政部《对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推销工作中所发生问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公告[2012]10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2〕10号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我会在对新股发行体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各有关机构应按照自身职责，制定和完善规则，积极组织落实。市场参与各方应统一认识，周密安排，主动配合，推动改革措施稳步实施，取得实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2012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之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过去两年减少行政干预的基础上，健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的基础性制度，推动各市场主体进一步归位尽责，促使新股价格真实反映公司价值，实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均衡协调健康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完善规则，明确责任，强化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充分性和完整性
要进一步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发行制度建设，逐步淡化监管机构对拟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修改完善相关规则，改进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落实发行人、各中介机构独立的主体责任，全过程、多角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发行人和各中介机构应按法规制度履行职责，不得包装和粉饰业绩。对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应本着诚信、专业的原则，善意表述。
（一）发行人作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必须始终恪守诚实守信的行为准则。其基本义务和责任是，为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资料和其他资料，全面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控制地位或关联关系以及其他条件，要求或协助发行人编造虚假信息或隐瞒重要信息。
（二）保荐机构应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尽职核查，督促发行人完整、客观地反映其基本情况和风险因素,并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必要的核查。
（三）律师事务所应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认真履行核查和验证义务，完整、客观地反映发行人合法存续与合规经营的相关情况、问题与风险，对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充分性和完整性负责。提倡和鼓励具备条件的律师事务所撰写招股说明书。
（四）会计师事务所应结合业务质量控制的需要，制定包括复核制度在内的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应当严守执业准则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确保风险评估等重要审计程序执行到位，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态度，保持对财务异常信息的敏感度，防范管理层舞弊、利润操纵等行为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应当严格按照执业准则出具审计报告、审核报告或其他鉴证报告。
（五）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等其他中介机构要按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执业准则的要求，严格履行职责，独立核查判断，出具专业意见。
（六）为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要进一步明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在财务会计资料提供、审计执业规范、辅导及尽职调查等方面的责任，坚决抑制包装粉饰行为。
（七）发行人应当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建立有效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机制；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公司治理结构的状况及运行情况。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应结合辅导、核查等工作，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及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八）进一步提前预先披露新股资料的时点，逐步实现发行申请受理后即预先披露招股说明书，提高透明度，加强公众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九）在公司上市过程中征求有关部委意见的环节，按照国务院有关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在有效增加相关信息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改进征求相关部委意见的方式。
（十）发行申请获得核准后，在核准批文有效期内，由发行人及主承销商自行选择发行时间窗口。
二、适当调整询价范围和配售比例，进一步完善定价约束机制
（一）扩大询价对象范围。除了目前有关办法规定的7类机构外，主承销商可以自主推荐5至10名投资经验比较丰富的个人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配售。主承销商应当制订推荐的原则和标准、内部决定程序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发行人、发行人股东和中介机构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向推荐的个人投资者输送利益，或劝诱推荐的个人投资者抬高发行价格。
（二）提高向网下投资者配售股份的比例，建立网下向网上回拨机制。向网下投资者配售股份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与转让股份（以下称为本次发售股份）的50%。网下中签率高于网上中签率的2至4倍时，发行人和承销商应将本次发售股份中的10%从网下向网上回拨；超过4倍时应将本次发售股份中的20%从网下向网上回拨。
（三）促进询价机构审慎定价。询价机构应严格执行内控制度和投资管理业务制度，进一步提升定价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询价机构要认真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等信息，发现存在异常情形的，如与本次发行相关联的机构或个人存在不良诚信记录、发行人所在行业已经出现不利变化、发行人盈利水平与行业相比存在异常等，询价机构应采取调研、核查等方式进一步核实研判。如未能对相关异常情形进行核实研判，或者缺乏充分的时间熟悉、研究发行人的资料信息，参与报价申购具有较高风险，应保持充分的审慎。
（四）加强对询价、定价过程的监管。承销商应保留询价、定价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并存档备查，包括推介宣传材料、路演现场录音等，如实、全面反映询价、定价过程。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要加强对询价、定价过程及存档资料的日常检查，对发行人和承销商夸大宣传、虚假广告等行为采取监管措施。
（五）引入独立第三方对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风险评析，为中小投资者在新股认购时提供参考。中国证券业协会具体组织开展新股风险评析的相关工作。
（六）证券交易所组织开展中小投资者新股模拟询价活动，促进中小投资者研究、熟悉新股，引导中小投资者理性投资。
三、加强对发行定价的监管，促使发行人及参与各方尽责
（一）招股说明书预先披露后，发行人可向特定询价对象以非公开方式进行初步沟通，征询价格意向，预估发行价格区间，并在发审会召开前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预估的发行定价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的，发行人需在招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中补充说明相关风险因素，澄清募集资金数量是否合理，是否由于自身言行误导，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重点事项。无细分行业平均市盈率的，参考所属板块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根据预估的发行价格，如预计募集资金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发行人需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说明超募资金用途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资金缺口，发行人需合理确定资金缺口的解决办法，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二）招股说明书正式披露后，根据询价结果确定的发行价格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25%的（采用其他方法定价的比照执行），发行人应召开董事会，结合适合本公司的其他定价方法，分析讨论发行定价的合理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进一步分析预计募集资金的使用对公司主业的贡献和对业绩的影响，尤其是公司绝对和相对业绩指标波动的风险因素，相关信息应补充披露。董事会应就最终定价进行确认，独立董事应对董事会讨论的充分性发表意见。发行人需在董事会召开后两日内刊登公告，披露询价对象报价情况、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中国证监会综合考虑补充披露信息等相关情况后，可要求发行人及承销商重新询价，或要求未提供盈利预测的发行人补充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并公告，并在盈利预测公告后重新询价。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四、增加新上市公司流通股数量，有效缓解股票供应不足
（一）取消现行网下配售股份3个月的锁定期，提高新上市公司股票的流通性。发行人、承销商与投资者自主约定的锁定期，不受此限。
（二）在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推动部分老股向网下投资者转让，增加新上市公司可流通股数量。持股期满3年的股东可将部分老股向网下投资者转让。老股转让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得发生变更。老股东选择转让老股的，应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老股东名称及转让股份数量。
（三）老股转让所得资金须保存在专用账户，由保荐机构进行监管。在老股转让所得资金的锁定期限内，如二级市场价格低于发行价，专用账户内的资金可以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转让所持老股的，新股上市满1年后，老股东可将账户资金余额的10%转出；满2年后，老股东可将账户资金余额的20%转出；满3年后，可将剩余资金全部转出。非控股股东和非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转让所持老股的，新股上市满1年后可将资金转出。
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制定相关规则并加以监管。
五、继续完善对炒新行为的监管措施，维护新股交易正常秩序
（一）证券交易所应根据市场情况研究完善新股交易机制、开盘价格形成机制，促进新股上市后合理定价，正常交易。
（二）证券交易所应明确新股异常交易行为标准，加强对新股上市初期的监管，加大对炒新行为的监管力度。
（三）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应制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自律规则，要求会员切实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要求，加强对买入新股客户的适当性管理。
（四）加强对新股认购账户的管理。证券公司应对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进行核查和管理，包括投资者的机构属性和业务特点等，加强对客户违规炒新、炒差、炒小行为的监控和监管。
（五）加大对新股交易特点的信息揭示。由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机构定期统计并公布新股交易的价格变化情况及各类投资者买卖新股的损益情况。
六、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加大监管和惩治力度
新股发行体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法治保障。中国证监会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及不当行为的监管和惩治力度，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加大对财务虚假披露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新股发行过程中的财务造假、利润操纵、虚假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自律组织应根据自律规范采取自律措施，中国证监会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和相关人员、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采取监管措施、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等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依法从重处理。法律、法规规定尚不明确的，要进一步予以完善。中国证监会将加强与司法机关、自律组织的监管与执法协作，形成合力。
（二）加强对路演和“人情报价”的监管和处罚。加强对发行人、承销商、询价对象的路演、询价、报价和定价过程的监管，对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人情报价”等行为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中国证监会将完善诚信档案、加强诚信法制体系建设，建立失信惩戒机制。
（三）发行价格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25%的发行人，除因不可抗力外，上市后实际盈利低于盈利预测的，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轻重，对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列为重点关注、监管谈话、认定为非适当人选等措施，记入诚信档案；对承销机构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等采取监管谈话、重点关注、出具警示函、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记入诚信档案；对会计师事务所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记入诚信档案。
（四）加强对第三方独立评析机构的监管。第三方评析机构违反评析业务流程，违规出具新股风险评析报告，或者出具的评析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故意遗漏的，中国证券业协会要依照自律管理规则进行处罚，中国证监会视情节给予处理。
（五）加强对证券公司执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监管力度。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要加强对证券公司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教育等方面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违规行为的，依法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处分有关人员等监管措施。
（六）证券交易所应进一步细化异常交易的认定标准，强化监管涉嫌操纵新股价格的违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操纵新股价格。
现阶段新股发行中的弊端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痼疾，所谓新股价格畸高、“打新”投机严重及随之出现的“业绩变脸”和市场表现下滑，除体制机制原因外，还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因此，在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舆论宣传、风险揭示和投资教育，逐步改变目前存在的以“送礼祝贺”心态参与报价，以分享“胜利果实”心态参与认购，以“赌博中彩”心态参与炒作等种种不良习惯和风气。只有全面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取综合治理方针，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上述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是经过广泛讨论、征求意见并认真研究后形成的。中国证监会将在整体规划，统筹协调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实现平稳有序推进。在此过程中，还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

试论法科类学生就业之特殊性及其所产生之结果
贺胤应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3年、2004年、以及2005年的大学生就业现状为背景，详细分析了法科类学生就业签约率低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社会法治环境的欠缺，还预测了法科学生就业率低可能导致的结果及这种结果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本文旨在开阔视野，鼓舞广大法科学生乐观面对“挫折”。
关 键 词：就业 特殊性 法治 结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03是全国专科类院校扩招学生毕业就业的第二年，本科类院校扩招学生毕业就业的第一年。据统计，当年高校毕业生为212.2万，比2002年增加了67万人，增幅达30%，而社会需求则基本与往年持平〖1〗，全国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比2002年有所紧缩〖2〗。 2004年高校毕业生280万人，比2003年净增68万，增幅为32 %，加上过去数年未能就业的一部分毕业生沉淀到下一年度竞争就业岗位，2004年全国实际需要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可能突破300万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3〗。笔者无意也无力考查其它专业的就业形势，只想基于个人及广大同窗的“利害关系”来谈一谈法科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当前，就法科类院校而言，院少数知名、重点、一流院校外，绝大多数的法科类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十分严峻，学生就业签约率之低可以说已经创造了历史最低，许多学生被迫无奈，纷纷走上了考研之路。与此同时，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而为什么我们的法科学生却找不到工作呢？这是值得广大法律学人思考的问题。

二、法科类学生就业特殊性之探讨
可以说，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有了法律或具有准法律性质的习惯法或习俗法，这些法律都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与此相对应，也就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或多或少的“法律家”或“法律工作者”，如中国古代的“讼师”、“刑名幕友”，西方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司法官”。然而，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获得全面而规范的发展并成为一类社会性的职业，则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逐渐形成，法律职业日渐走俏，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化门槛极高的象征着极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这已为西方先进的法治国家的不远的历史和正在发展的现实所证实。
联系到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可以看到，自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逐渐变成一种社会强势话语为广大法律学人所奉捧，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晓。经过多年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在宏观层面上，法治观念已经基本成为社会主流观念之一；具体到现实操作层面，一大批过时的法律法规被废止，修改过的和以前没有的法律法规逐渐应运而生，以法院为主角的司法改革也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就法治发展的状况和水平而言，中国当下处于一个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后发国家，法律是需要被法律“奴化”了的并且能将法律适用的最恰当的人来操作，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当前急需一大批具有系统法学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人才。自然，在1999年那次历史性的扩招运动中，法学专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招，并且在以后几年中，法学专业和法科类院校也十分 “火爆”，而现实的问题却是扩招学生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却找不到工作，这不是很滑稽或很矛盾吗？
笔者认为，这既不滑稽也不矛盾。法科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间最关键一点，即是法科类学生就业具有特殊性。所谓法科类学生就业的特殊性，就是指法科类学生要想获得完全理想的对口的就业工作岗位，就必须充分考量社会中的法治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法治需求问题。首先，法科类学生就业特殊性的存在，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主要见诸于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后发国家。因为在这类国家，人治的阴影还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法律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观念并没有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成一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其次，法科类学生就业之特殊性归根结底乃是法律之于社会存在或运行方式的特殊性，科学的理性的法律乃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互动为前提的，唯有经济发展形成的商业化和社会发展形成的法治化才是法科类学生就业的理想环境。中国目前缺少一种法治环境是法科类学生就业找工作难的根本性的因素。
中国目前欠缺法治环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从政治上看，政治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的“政治转型”，但不否认的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还不具备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政治的民主化〖4〗。 此外，从国家治理角度而言，表现突出的一点，即是从中央到地方，以理工科人为主导的外行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依照苑忠信先生的“军事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国家治理说法，中国目前还处于第二阶段，离第四阶段的法律人治理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5〗。
从经济上看，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法律需求成正比例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需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逐步确立，但与此同时，基于政策和地理等诸多因素，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差距也急遽扩大，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律需求。突出表现在，现代法律理念还没有被广大民众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所接受和理解，“宪法”、“法治”等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心目中还是一个十分陌生概念，中国农村社会的法律需求市场还没有正式启动。其次，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对法律服务需求还是十分冷淡的，一般大型企业才招纳法律人才，才设有“法律部”或聘有法律顾问，大多数中小企业则都在潜意识里没有法律需求。
从文化观念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重人情伦理轻法律法规治理的国度。近代以来，伴随着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法律精神一直没有完完全全走进中国民众的治理观念里。另外，受封建的“刑民不分、刑主民辅”观念的影响，中国民众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一种曲解，即法律是国家用来统治人的工具，法律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东西，而将法律体恤人情、维护人权的一面则没有看到。法律观念的欠缺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大缺憾，也是制约社会整体法律服务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三、法科类学生就业难可能导致之结果
严峻的就业形势必然会促使广大法科大学生改变就业预期。
首先，会迫使一部分人挤上考研这座“独木桥”，如2003年考研队伍中法学专业报考人数就名列前茅。按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研究生招生又成了继高考之后又一大扩招，法学研究生招生也概莫能外。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值得我们欢欣鼓舞，但反思中国法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法学‘欠账’太多，需要补的课太多，而新的形势发展和需要又更加加剧了这些历史陈迹和包袱。包袱是抖不掉的，想抖也抖不掉，学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轨迹，它跟人的成长规律和轨迹差不多。一个儿童不可能越过少年阶段而直接跨入较成熟的青年、中年阶段”〖6〗。 盲目扩招，只能逐步使中国法科教育的门槛降低，进而造成法律职业在社会的贬值。另外，作为一个在法学院受过三年或四年系统法学教育的即将毕业的法科大学生，在立志考研之前，也应该问一问，所谓研究生？自己是否具备研究的素养？若仅凭“政治”、“英语”这两门方向性和工具性的课目考上研究生，那样也许可以获得研究生头衍，但带来的必然诚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研究生素质的降低”以及整个社会学位信用体系的降低，这将是一个民族之悲哀！“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理性”〖7〗。 作为培养法律人才的法科类院校及即将走入社会的法科类学生，应该凭理性谋求生存和发展，而不应追求“社会的逻辑”和“时髦”。
其次，一部分学生进入司法系统或从事与法律有密切关系的职业，这当然是一部分比较幸运的人。尽管苏力先生曾认为“由于种种广义的利益原因，法学院的学生，除非不得已，一般都拒绝进入法院系统特别是拒绝进入基层法院系统”〖8〗。 我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高度和立场上得到这一结论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下，作为一般的普通法科类院校的学生，就业的第一要选还是以法院为主的公检法系统，其它的职业或行业才是其次要的选择。中国社会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落后的用人机制，使得进入司法系统的学生必须得投入巨大的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生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力量！
最后，绝大部分的法科学生必将要从事与法律无关的职业。这绝不是或准确地说很大程度上不是广大法科学生在当前中国社会状况下基于“利益”而选择的，而是在市场机制下被迫选择的结果。因为由法律专业转业从事创业或干其它，这首先要求法科学生必须得付出很大成本去适应社会要求以及职业或行业要求，而与同期的该专业的其它学生相之竞争，还处于一种劣势，因此，为了“生存”，被迫的痛苦已经彰现了出来，我在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转业”所产生的结果，并试图从这种结果里为中国法治建设寻找一点启迪。
我们常常将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9〗 称为“治国之材”，这是有其道理而言的。“法就是理性本身，它就居于并运作于人的头脑之中”〖10〗。 作为法律人，常常是趋于理性的人，他能够明白，自己以及被自己身份化的权力行为对于他周围环境以及别人所产生的各类影响，进而能够使自己的行为趋于规范化和理性化，从这点而言，就已经适应了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对于“小政府”的要求。让一个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进入非法律人群体中参与非法律性质的工作，必然会使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将其自身的法律素养大打折扣甚或抛弃，代之而为的是一种职业习惯或非法律化的行为方式，这无疑会使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在心目中形成一个“阴影”，即寒窗苦读三年或四年法学，到头来却并没有给我带来一种预期的收益，反而需付出大气力去重新学习和适应一种职业理念和行为方式，法律让我们伤透了心。这种“阴影”对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原本就欠缺或畸形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又是不利的。但是，也许是可幸的事，经过三年或四年的法律教育和法学学习，法律精神已经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了法律化的人或法律人大脑中，一种理念一旦渗入到人的心灵中之后，就不易退却，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许这些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每天都会试图“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非法律化的行为方式，同时按照心理学上的“人际影响”〖11〗 观点来看，作为一种固有的精神理念，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的某种个别行为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遭的人或自己所从属的组织，尽管这一定时期来说，其影响力度和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或压根儿就没有的。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设也一样，“法治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12〗。 除了正统的诸如司法系统、律师等对中国法治建设影响之外，这部分 “找不到工作”的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将在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产生细微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会为中国法治建设塑造一种很好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将会有助于中国民众法律观念的改观，进而对于自上而下的中国法治建设起到一种很好的呼应作用。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种结果有利也有弊，总体说来还是利大于弊；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们这几届（或更多）法科学生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将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推动者，但若从个体上来讲，又将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殉葬者”（大材小用），这似乎很无助，但却是一种历史发展之使然，因为“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充满了危险，失误和幻想”〖13〗。

四、由“隐性失业说”引出结语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了隐性失业说。所谓隐性失业是隐蔽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ayment）的简称，是指在经济过程中，劳动力要素与其它生产要素构成失衡，劳动力供应超过了有效需求而出现的闲置或滞存现象，隐性失业人口就是从事低效劳动名义上的就业人员。隐性失业人从口径来看，在我国主要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按生产要素额定及企业停产（半停产）等原因而富余的职工、其它部门的富余人员等〖14〗。 同样，在我看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人文观念，中国也有许多隐性岗位。估且可将其称之为“隐性岗位说”，简单说来是指一些工作的机会或岗位已经存在或经过挖掘就会出现，但却并没有被我们广大的大学生们所注意和发觉。这主要缘于广大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太高，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差距，具体表现为广大大学生将自己估价太高，非大中城市不去，非高收入行业不去。就法科类学生而言，这种隐性岗位的存在现在更为突出。诚如前所述，广大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法律需求和服务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启动；另外，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水平还十分低，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入世之后的各项需求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中国有巨大的法律需求市场，只要我们善于开拓、挖掘，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的种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古希腊谚语曰“凡社会皆有法律”，同样“凡人存在之地方也必有法律工作者，”相信“乌云终会退去，太阳终会出来，空气将更加清新。”

注释：
〖1〗《中国大学生就业》2003年2、3期合刊，第25页。
〖2〗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今年大学生就业难》。
〖3〗参见网址：http://news.tongji.net/article.php/2731。
〖4〗卓泽渊：《法治国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5〗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
〖6〗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7〗霍姆语，转引自李秀清主编：《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9〗一般认为，法律化了的人和法律人的区别标准主要以对法律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为基本原则。这里严格区分两者，这主要基于广大法科类学生的法律素养的参差不齐。
〖10〗西塞罗语，转引自李秀清主编：《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吴江霖，戴建林：《社会心理学》，广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12〗同注4，第303页。
〖13〗【俄】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14〗傀斌贤：《我国隐性失业的特征、成因与对策研究》，载《经济界》2001年第5期。

本文原载《政法教育研究》，上传时有部分最新资料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