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垃圾清运处理收费办法（试行)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3:08:36 浏览:9589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景德镇市垃圾清运处理收费办法（试行)
景德镇市垃圾清运处理收费办法（试行）
2003.12.10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依据和原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江西省城市环境卫生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景德镇市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管理责任上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在交纳垃圾清运处理费上实行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在收取使用清运处理费上实行谁服务谁收费的原则。
第二章 交费和收费
第三条 费用类别分两类。一是卫生费（含收集和清运），二是垃圾处理费（含垃圾场的运行费用），均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条 居民、外来户、业主、单位等对自产垃圾按规定交纳卫生费和处理费。
第五条 由区环卫局列管主、次干道的临街店面其店主按店面面积每平方米每月交纳1元卫生费和垃圾处理费，此费用由区环卫局收取，用于垃圾清运中转和处理。
第六条 街道、里弄的店面其店主按店面积每平方米每月交纳0.5元卫生费和垃圾处理费，此费用由所在街道（居委会）收取，用于垃圾清运中转和处理。
第七条 居民户、外来户按每月每户交纳3元卫生费和1元垃圾处理费，此费用由辖区街道（居委会）收取，用于垃圾清运中转和处理。
第八条 自行收集将垃圾直接清运到市垃圾处理场的社区、集贸市场、宾馆等企事业单位按每吨15-20元向市环卫局交纳垃圾处理费，此费用用于垃圾处理，需中转站转运垃圾的另交纳代运费，代运费具体标准依照上级有关规定实行面议。
第九条 需开挖和填埋渣土的建设工程需按每吨2元向市渣土管理部门交纳渣土调剂处置费和交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并签订运输卫生保证合同。
第十条 医疗卫生、科研、屠宰场等单位的废弃物必须自行消毒处理，按指定地点填埋或焚烧，严禁混入生活垃圾。
第十一条 室内装修垃圾向环卫部门申报处理，并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元交纳装修垃圾处理押金，需代运的按每车（1.5吨）40元收取，不足一车按一车计算。对乱倾倒装修垃圾的罚款200元至1000元。
第十二条 作坊按每月10元向区环卫局或街道（居委会）、乡镇（村委会）交纳垃圾处理费，作坊工业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
第十三条 由区环卫局列管道路的清扫保洁费，按市财政局景财预字[2002]3号文件规定的标准由市财政支付。
第十四条 两区收取的费用按25%的比例上交市环卫局用于垃圾处理运行费用。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垃圾的运输（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统一由市、区两级环卫部门管理，任何单位、业主、个人不得私自聘请人员运输处理垃圾。
第十六条 卫生费和垃圾处理费必须使用市财政局规定的收费收据。
第十七条 凡违反本办法的单位、业主或个人给予批评教育，令其改正并视情节按《景德镇市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城市规划区的乡镇、村、农户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论证明责任的本质
周 成 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本文认为，证明责任的本质问题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它应当与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区分开来。通过对各种克服真伪不明方法论的讨论，文章认为，证明责任的本质就是法律拟制；另外，不存在一种完美无缺的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应当淡化证明责任本质问题的讨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上。
关键词：证明责任；本质；克服真伪不明；方法论。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由此可见证明责任的重要性。由于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改革是以证据制度为核心的。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有关证明责任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不断涌现，① 但大多仍停留在对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的讨论上，而对证明责任本质问题鲜有提及者。笔者不揣冒昧，拟于本文中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敬请同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称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口头辩论结束以后，当事人因要件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相当于该事实的构成要件的法律发生效力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益。它与提供证据责任相对应。
众所周知，法官在法律适用上有三个任务，即：第一，他必须了解和认识客观的法律，以便确认他所作出的裁判是否能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中找到根据；第二，他必须将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客观法律规范联系起来。其方法是：将诉讼中的事实主张与实体法所规定的该主张之法律效果发生所依赖的条件进行比较，并确认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最后，审核诉讼主张的真实性，并寻找该案件事实情况的真实性。只有当所主张的事实情况与该主张效果之发生所依赖的条件相吻合时，他才能支持当事人的权利保护请求，反之，他就必须驳回当事人权利保护请求。
但是上述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事实要件的大前提与要件事实这个小前提而推出结论的三段论式法律适用横式，是以案件事实能够被证明（包括证实为真或证实为伪）为前提的。如果作为推理小前提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推理就不能进行。另外，囿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受人类认识活动的特点（一种回溯活动）及有关诉讼制
① 我国学者陈刚教授在其《证明责任法研究》一书的第二部分“证明责任法”中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我国大陆地区最早对证明责任的本质问题进行论述的著作。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65页。
度的制约，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永远是不可能被完全排除的。
当诉讼中出现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所面临的问题与当事人是不同的。对法
官来说，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其职责是解决如何适用法律，为此，他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真伪不明时作出裁判的合法性何在：第二，法官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规范作出裁判的；第三，证明责任规范在克服真伪不明系论中的地位如何。而当事人面临的是由谁来承担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所带来的诉讼后果，即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或证明责任判决的内容是什么。由此可见，证明责任是为法官而设置的，克服真伪不明是法官的责任。那么，法官又是如何克服真伪不明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把证明责任判决问题的三个阶段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这是讨论克服不伪方法的前提。[1] 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是否需要承担裁判义务，它解决证明责任制度设置的目的；第二阶段，法官克服真伪不明的裁判方法论是什么，它回答的是证明责任的本质；第三阶段，真伪不明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二、克服真伪不明的诸种方法及其评价
（一）经验强制
此法要求法官依据证明评价强制性地认定事实。此说认为，只要法官的自由证明评价仍起作用，证明责任的主宰就告结束，因为诉讼的一切情况会促使法官认为是某种情况的盖然性比是另一种情况的盖然性大，并且法官可以通过宣誓来补充对盖然性的心证。[2]
很显然，这种要求强制性地认定事实的观点对法官的感知能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这样的强制也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法官判决的说明力和可信度，并可能使其背上恣意的恶名。其次，此说混淆了自由的证明评价和证明责任判决（按照证明责任进行判决）的适用领域。自由的证明评价教导法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诉讼主张的真实与否，从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获得自由的心证；证明责任判决则指示法官，即使自由的证明评价使自己一无所获，也不能不作出判决。自由的证明评价王国停止之时，正是证明责任的统治开始之时。[3]最后，这种观点曲解了自由心证的本意，它肆意地要求法院在没有获得对事实的心证之时仍必须作出判决。
（二）采用无实质既判力的判决
由于法官在真伪不明时不得拒绝裁判，所以，便有人考虑到了真伪不明时驳回原告起诉。但是，这样的判决从形式上看是结束了纷争，而且也可以视为实体判决，因为驳回起诉并非是缺少程序法要件之故。尽管从外部来看，这种驳回起诉与基于其他原因的驳回起诉一样否认了原告的主张，但由于其驳回的理由只是法官对原告的权利之形成的事实主张不能形成心证，并不意味着原告的事实依据的反面是成立的，因此它缺少实质性内容。而且这种无实体内容的判决，也根本不可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实质既判力，因此它不能阻止当事人以同样的理由另行起诉，它并未真正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三）通过不适用法律规范来判决
1、证明说
此说为德国学者莱昂哈特所首倡。这种观点将法律后果与要件事实的可证明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与事实的（客观）存在相联系；它强加给实体法规范以一种纯粹的程序法内涵，并且把证据调查的三分结果（被证明，真伪不明，被驳回（未被证明））减至二分（被证明，未被证明（包含真伪不明）） [4]
然而，诉讼是否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取决于具体场合的各种因素。倘若一般地让每条实体法规范的存在均取决于具体场场合的各种因素，那就意味着实体法无独立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说证书证明的某项权利在找不到证明时消失了，而在重新找到时它又恢复存在了。所以实体法并非以具体情况下的可证明性为前提，相反，它是一种抽象而一般的独立存在，可证明性并非实体法规范的要件之一。② 另外，如果象证明法那样将实体法律关系理解为诉讼上的关系，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引申出下列结论：法官首先通过调查证明，然后才通过判决“创造”了法律，而若不能向法官证明请求权存在，则实体法上的法律要件就未完成（未被制定）。也就是说，仅仅在诉讼中才存在有效的实体法规范，在诉讼之外对实体法规范的适用及其作用，不过是后来产生的诉讼结果的预演而已。当然，这种观点看到了诉讼中的法官造法，看到了实质性判决对实体法的影响，但随即又违背逻辑地把实体法限制在具体的诉讼之中，将实体法“粘贴”在具体诉讼中的各种因素上，使得人类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古日尔曼时代。 [5]
2、不适用规范说
比说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在其著名的《证明责任论》一书中提出来的。罗氏认为证明责任问题仅存在于法官演绎推理的小前提之中，只有法官对法律规范的前提要件的存在获得肯定的心证时，才能适用该规范；当法官获得前提要件不成立的心证或对前提要件是否存在仍有疑向时，就不能适用法律规范，因为这种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是由依据该法律规范提出诉讼主张的那一方当事人来承担的。罗氏还认为，证明责任仅仅是当真伪不明时不适用法律规范（不是不进行法律推理）的一个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证明责任规范不仅存在，而且应用证明责任规范可以克服其伪不明。[6 ]
由此可见，罗氏正确区分了“被驳回”和“真伪不明”，并且他认为，在真伪不明时也可以不从内容上适用法律规范，真伪不明与被驳回可以被同等看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跨出最后一步——未能解释清楚授权法官可以这样做的充分理由。
（四）通过证明责任规范来判决
②当把真伪不明纳入法律要件事实时，如我国《民法通则》第23条将生死不明达一定期限作为当事人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的原因，也作为法官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理由，而不管该以民是否已实际死亡。这时，可证明性就成了法律规范的要件之一。
经过潜心研究和理论争鸣，学者们意识到在真伪不明条件下，试图不借助辅助手段或者仅以纯粹的证明责任规范来克明真伪不明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借助于辅助手段来解决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问题，这种辅助手段就是证明责任规范。这种规范不是纯粹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相反它指的是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规范，一种共同的克服真伪不明的法律适用规范。根据内容的不同，这种规范可分为以下几种。
1、莱波尔特的特别规范说
莱波尔特认识到当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进行法律推理是不可能的，为了克服真伪不明，有必要设置一些特别规范，例如证明责任规范。它以真伪不明为内容，其法律后果是对作为其前提要件真伪不明的法律要件满足或不能满足的拟制。而拟制的法律后果为，通过证明责任规范使一种情况（真伪不明）与另一种情况（事实被认定存在或不存在）在结果上等效，尽管两种情况可能并不一样。 [7]
但是，莱氏认为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问题与对争议风险的内容分配一并包括在其证明责任规范之中。这样，他就不仅背离了实体法中的证明责任规范（只是分配不利后果而并未从方法论上指示法官如何适用法律）。而且倘若不存在证明责任基本规范，那么就必须针对每一个实体法规范的法律要件事实规定一个同样性质的特别的证明责任规范，于是，法律规范的数量就会成倍增加。另外，由于证明责任规范与实体法的分离，导致了证明责任的“软化”，证明责任就成为一种无形式拘束力的存在，只要有合理的理由，随时可以被改变，而这并不违背实体法，困为这样做并未改变实体法自身。
2、穆兹拉克的消极规则说
穆兹拉克认为证明责任规范的要件事实就是真伪不明，其法律后果是对某个法律要件的拟制（为不存在）。这种将真伪不明拟制为不存在的证明责任规范是一种贯穿于整个证明责任规则的基本原则，穆氏称之为消极规则。这种克服真伪不明的消极规则与对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的分配是分开的。 [8]
依照此说的确可以避免因适用复数规范（证明责任规范和实体法规范）所产生的交错现象，然而，穆氏又主张由于证明责任判决的内容受制于实体法，所以没有必要再强调证明责任规范的独立性。显而易见，这与他同时赞成的证明责任规范独立论的观点自相矛盾。另外，根据此说也无法克服认为是规范说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腱，意为‘致命的弱点’）的权利根据规定与权利障碍规定之问的区分问题。由于穆氏批评了通过导入证明责任规范来区分权利根据规定与权利障碍规定的做法，因此他就只得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立于实体法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如此一来，就导致了此说内部的不和谐：在他的系统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证明责任规范，一为消极规则，它从理论上克服真伪不明，它将要件拟制为不存在，另一为包括一切在真伪不明情形下将要件拟制为存在的，作为证明责任规范之“特别规则”的规范。虽然穆氏看到了罗森贝克不适用规范说的缺陷所在，但他在对之进行批判后却止步不前了，没有进一步对克服真伪不明规范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系作出充分的说明。[9]
（五）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
普维庭将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与证明责任判决的具体内容严格区分开来，将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称为“操作规则”，其实质内容是虚拟，虚拟的是某个待适用规范的法律要件是否得到了满足，即虚拟某个要件事实存在与否，根据具体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这种虚拟有时是肯定的虚拟，有时又是否定的虚拟。这种操作规则的本质是什么呢？普氏的回答是：一种方法论，是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它不具备法律规范特征，并且也不能够纳入法律规范之中。至于这种操作规则的依据，普氏认为可以从禁止阻碍司法和司法救济请求权中找到。 [10]
对于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日本学者吉野正三郎认为它虽然将真伪不明时实现裁判的理论装置与证明责任分配作了明确区分，但它过于抽象化，只不过是一个为说明处理单纯的真伪不明事项的道具，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1]
另外，以操作规则说为中介的普维庭的证明责任理论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对此，穆兹拉克举例进行非常严谨的反驳。譬如，对于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 ③提出的赔偿请求，当该法规的构城要件——过失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该如何判决呢？如果根据规范说（普维庭持的是修正规范说，大体可纳入规范说的范畴）的证明分配标准，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与此相反，对于依产品责任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判例则将过失的证明责任转换给了被告。但是，普维庭并没有就为何能够得出上述结论进行解释，他只是结论性地抛出了证明责任判决的结果。因此，对于过失为真伪不明时拟制为存在或不存在仍然是一个解释问题，任凭一个操作规则本身是无法充分解决问题的。 [12]
（六）证明责任法说
此说为我国学者陈刚教授所倡导。在其《证明责任法研究》一书中，陈刚教授指出，证明责任是指法院（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适用的裁判规范，它是一种法律，在诉讼领域与其他民事实体法的性质和效力相同，属于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之归属的裁判规范。证明责任法是一种独立的裁判规范，它与被适用的法律规范属于同一法域。相对于成文实体法而言，证明责任法具有附属性和隐形性的特征（当然也有少量以成文法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明责任法）。除对争议较大的证明责任分配内容有加以制定法化的必要外，在原则上，应按照立法宗旨和法解释论，通过识别方式来构建证明责任法的体系。[13]
由上可见，证明责任法说试图揉和莱波尔特的特别规范说，穆兹拉克的消极规则说以及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它能够较好地解释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问题。但是，其证明责任法本身的性质是模糊的，该说既认为它是一种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又认为它是一种法律规范，且具有隐形性和附属性，其发现和适用必须通过法解释来进行。而解③《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
中国政府 瑞土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土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本着继续和扩展两国现存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考虑到两国对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两国对扩大和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范围内合作的意愿；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都是机构的成员国；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核武器国家，瑞士是无核武器国家，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订立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同机构缔结了为实施和该条约有关的安全保障协定；
强调双方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仅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
达成协定如下：
第一条 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按照两国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并遵守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承诺，发展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第二条 根据本协定第一条，双方应促进：
缔结双方主管实体之间的专门协议；
议定涉及核能项目的，有关核能领域研究与开发及工业合作以及提供情报、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合同。
第三条
一、可按第二条提及的专门协议或合同规定进行情报交流。情报交流按以下原则进行：
１．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流前或交换时没有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可将接受到的情报转交给该国境内的其它实体或工业企业。
２．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换前或交换时已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各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应保证未经另一方实体或工业企业事前的书面同意，不得将交换的情报或通过联合研究或开发获得的情报公开或转交给按照本协定无权接受情报的第三方。
二、双方应促使各自参与合作的人员相互通报所交换情报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的程度。双方可能按照本协定转让情报，这一事实不应构成双方中任一方对情报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承担责任的任何依据。
第四条
一、在本协定范围内进行的合作，其目的仅限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双方之间转让的材料、核材料及其后衍生材料以及双方转让的设备或技术，或者通过使用这些转让的商品而获得的、产生的或衍生的材料、核材料以及设备或技术不应转用于发展和制造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
二、“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定义，在本协定的附件Ａ和附件Ｂ中详细规定。
第五条
一、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预防措施保证本协定第四条提及的各项仅由正式受权监管这些项目的人掌管。
二、双方应在各自境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从属于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和设备的安全。
三、对核材料，双方须应用机构建议所规定的实体保护水准（见附件Ａ和附件Ｂ）。
第六条 本协定第四条所述物品只有经双方事前的磋商并一致同意后才能转让给第三国。
如果作这种转让，双方应确保第三国至少遵守以下条件：
仅用作和平的非爆炸的目的；
对转让的项目实施机构的安全保障；
未经本协定双方的事前同意不得转让给其它国家；
提供本协定第五条规定的适当实体保护。
第七条
一、任一方提供的附录Ａ、ｄ中所列的项目，应接受国内置于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
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同机构缔结安全保障协定，以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三、当瑞士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应根据瑞士和机构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缔结的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安全保障协定，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第八条
一、双方的主管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安排，以保证实施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
二、为促进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应建立一个由双方指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需要举行会晤，以审议本协定合作的进展和结果。
第九条 双方代表必要时应举行会晤，并就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相互磋商。经双方同意，可邀请机构参加这种磋商。
第十条 双方根据各国为当事国的任何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均不受影响，但双方应尽量防止这些义务妨碍本协定的正常执行。
第十一条
一、本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随时进行修改，任何这种经修改条款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生效。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一方通知另一方已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需国内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十年。除非任一方通知废除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应在至少一个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这种废除意图。
第十三条 在本协定被终止的情况下，第二条中所述协议和合同，只要任一方没有通知终止这些协议和合同，都应继续有效。在任何情况下，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都将继续适用于从属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
第十四条 第四条提及的附件Ａ和附件Ｂ是本协定的组成部份。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月 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法文和英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发生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瑞土政府
代 表 代 表
（此协定将于８６年１０月签订）
附件Ａ 定义
（ａ）“设备”指附件Ｂ之Ａ部份所说明的项目和其主要部件；
（ｂ）“材料”指附件Ｂ之Ｂ部份所说明的反应堆的非核材料；
（ｃ）“核材料”指按机构法规第二十条规定的那些项目的任何“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由机构管理委员会根据机构法规第二十条修改认为是“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的材料清单的任何决定，应只在本协定的双方彼此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些修改时才在本协定中生效；
（ｄ）第七条提及的项目是后处理、浓缩或重水生产设施、它们的关键部件和技术，浓缩至含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和钚以及含有钚和浓缩到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的乏燃料元件。应任一方要求，经双方决定，还可包括另外项目。
（ｅ）“技术”指包括供应方在转让之前与接受方协商后定为对浓缩、后处理或重水生产设施或它们的主要关键部件的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是重要的技术图纸、照相底版和照片、记录、设计资料和技术及运行手册的实体形式的技术资料，但不包括可公开得到的资料，例如公开发行的书籍或期刊中的或国际上可得到又对其进一步传播没有限制的资料；
（ｆ）有关实体保护的“机构建议”指不时修订的名为“核材料实体保护”的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文件的建议或代替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
的任何后续文件。实体保护建议的修改，只应在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种改动时，才按本协定有效：
（ｇ）“主管部门”指中国方面的…………
瑞土方面为联邦能源部，或一方可随时通知另一方的其它主管部门。
附件Ｂ Ａ部份
１．核反应堆指能维持可控制的自持链式裂变反应运行的反应堆，不包括零功率反应堆，后者指的是设计的钚最大年生产量不超过１００克的反应堆。
２．反应堆压力容器：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的堆芯并能承受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的金属容器整体，或其在工厂装配的主要部件。
３．反应堆燃料装卸机械：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插入或移出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能够不停堆作业或者采用高级定位和对中技术可对那些不便直接观察或接近的燃料进行复杂的停堆加料作业的的操作设备。
４．反应堆控制棒：
指专门或准备用于控制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反应率的棒。
５．反应堆压力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燃料元件和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超过５０大气压的管子。
６．锆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铪锆重量比低于１：５００的锆和锆合金每年超过５００千克的管件或管件装配。
７．一汉回路冷却剂泵：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以循环一次回路液态金属冷却剂的泵。
８．辐照过的燃料元件的后处理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９．燃料元件制造厂。
１０．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分离铀同位素的设备，分折仪器除外。
１１．重水、氘和氘化合物的生产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Ｂ部份
１２．氘和重水
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氘氢比超过１：５０００的在任何１２个月期限内氘原子的重量超过２００千克的氘和氘的任何化合物。
１３．核纯石墨：
指含硼当量低于百万分之五且密度大于每立方厘米１．５０克，在任何１２个月的期限内超过３０公吨的石墨。附件Ａ和附件Ｂ中所述项目受本协定约束的期限应由第八条第一段中提及的行政安排来确定。
周 成 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本文认为，证明责任的本质问题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它应当与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区分开来。通过对各种克服真伪不明方法论的讨论，文章认为，证明责任的本质就是法律拟制；另外，不存在一种完美无缺的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应当淡化证明责任本质问题的讨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上。
关键词：证明责任；本质；克服真伪不明；方法论。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由此可见证明责任的重要性。由于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改革是以证据制度为核心的。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有关证明责任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不断涌现，① 但大多仍停留在对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的讨论上，而对证明责任本质问题鲜有提及者。笔者不揣冒昧，拟于本文中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敬请同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称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口头辩论结束以后，当事人因要件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相当于该事实的构成要件的法律发生效力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益。它与提供证据责任相对应。
众所周知，法官在法律适用上有三个任务，即：第一，他必须了解和认识客观的法律，以便确认他所作出的裁判是否能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中找到根据；第二，他必须将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客观法律规范联系起来。其方法是：将诉讼中的事实主张与实体法所规定的该主张之法律效果发生所依赖的条件进行比较，并确认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最后，审核诉讼主张的真实性，并寻找该案件事实情况的真实性。只有当所主张的事实情况与该主张效果之发生所依赖的条件相吻合时，他才能支持当事人的权利保护请求，反之，他就必须驳回当事人权利保护请求。
但是上述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事实要件的大前提与要件事实这个小前提而推出结论的三段论式法律适用横式，是以案件事实能够被证明（包括证实为真或证实为伪）为前提的。如果作为推理小前提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推理就不能进行。另外，囿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受人类认识活动的特点（一种回溯活动）及有关诉讼制
① 我国学者陈刚教授在其《证明责任法研究》一书的第二部分“证明责任法”中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我国大陆地区最早对证明责任的本质问题进行论述的著作。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65页。
度的制约，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永远是不可能被完全排除的。
当诉讼中出现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所面临的问题与当事人是不同的。对法
官来说，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其职责是解决如何适用法律，为此，他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真伪不明时作出裁判的合法性何在：第二，法官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规范作出裁判的；第三，证明责任规范在克服真伪不明系论中的地位如何。而当事人面临的是由谁来承担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所带来的诉讼后果，即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或证明责任判决的内容是什么。由此可见，证明责任是为法官而设置的，克服真伪不明是法官的责任。那么，法官又是如何克服真伪不明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把证明责任判决问题的三个阶段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这是讨论克服不伪方法的前提。[1] 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是否需要承担裁判义务，它解决证明责任制度设置的目的；第二阶段，法官克服真伪不明的裁判方法论是什么，它回答的是证明责任的本质；第三阶段，真伪不明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二、克服真伪不明的诸种方法及其评价
（一）经验强制
此法要求法官依据证明评价强制性地认定事实。此说认为，只要法官的自由证明评价仍起作用，证明责任的主宰就告结束，因为诉讼的一切情况会促使法官认为是某种情况的盖然性比是另一种情况的盖然性大，并且法官可以通过宣誓来补充对盖然性的心证。[2]
很显然，这种要求强制性地认定事实的观点对法官的感知能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这样的强制也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法官判决的说明力和可信度，并可能使其背上恣意的恶名。其次，此说混淆了自由的证明评价和证明责任判决（按照证明责任进行判决）的适用领域。自由的证明评价教导法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诉讼主张的真实与否，从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获得自由的心证；证明责任判决则指示法官，即使自由的证明评价使自己一无所获，也不能不作出判决。自由的证明评价王国停止之时，正是证明责任的统治开始之时。[3]最后，这种观点曲解了自由心证的本意，它肆意地要求法院在没有获得对事实的心证之时仍必须作出判决。
（二）采用无实质既判力的判决
由于法官在真伪不明时不得拒绝裁判，所以，便有人考虑到了真伪不明时驳回原告起诉。但是，这样的判决从形式上看是结束了纷争，而且也可以视为实体判决，因为驳回起诉并非是缺少程序法要件之故。尽管从外部来看，这种驳回起诉与基于其他原因的驳回起诉一样否认了原告的主张，但由于其驳回的理由只是法官对原告的权利之形成的事实主张不能形成心证，并不意味着原告的事实依据的反面是成立的，因此它缺少实质性内容。而且这种无实体内容的判决，也根本不可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实质既判力，因此它不能阻止当事人以同样的理由另行起诉，它并未真正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三）通过不适用法律规范来判决
1、证明说
此说为德国学者莱昂哈特所首倡。这种观点将法律后果与要件事实的可证明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与事实的（客观）存在相联系；它强加给实体法规范以一种纯粹的程序法内涵，并且把证据调查的三分结果（被证明，真伪不明，被驳回（未被证明））减至二分（被证明，未被证明（包含真伪不明）） [4]
然而，诉讼是否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取决于具体场合的各种因素。倘若一般地让每条实体法规范的存在均取决于具体场场合的各种因素，那就意味着实体法无独立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说证书证明的某项权利在找不到证明时消失了，而在重新找到时它又恢复存在了。所以实体法并非以具体情况下的可证明性为前提，相反，它是一种抽象而一般的独立存在，可证明性并非实体法规范的要件之一。② 另外，如果象证明法那样将实体法律关系理解为诉讼上的关系，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引申出下列结论：法官首先通过调查证明，然后才通过判决“创造”了法律，而若不能向法官证明请求权存在，则实体法上的法律要件就未完成（未被制定）。也就是说，仅仅在诉讼中才存在有效的实体法规范，在诉讼之外对实体法规范的适用及其作用，不过是后来产生的诉讼结果的预演而已。当然，这种观点看到了诉讼中的法官造法，看到了实质性判决对实体法的影响，但随即又违背逻辑地把实体法限制在具体的诉讼之中，将实体法“粘贴”在具体诉讼中的各种因素上，使得人类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古日尔曼时代。 [5]
2、不适用规范说
比说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在其著名的《证明责任论》一书中提出来的。罗氏认为证明责任问题仅存在于法官演绎推理的小前提之中，只有法官对法律规范的前提要件的存在获得肯定的心证时，才能适用该规范；当法官获得前提要件不成立的心证或对前提要件是否存在仍有疑向时，就不能适用法律规范，因为这种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是由依据该法律规范提出诉讼主张的那一方当事人来承担的。罗氏还认为，证明责任仅仅是当真伪不明时不适用法律规范（不是不进行法律推理）的一个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证明责任规范不仅存在，而且应用证明责任规范可以克服其伪不明。[6 ]
由此可见，罗氏正确区分了“被驳回”和“真伪不明”，并且他认为，在真伪不明时也可以不从内容上适用法律规范，真伪不明与被驳回可以被同等看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跨出最后一步——未能解释清楚授权法官可以这样做的充分理由。
（四）通过证明责任规范来判决
②当把真伪不明纳入法律要件事实时，如我国《民法通则》第23条将生死不明达一定期限作为当事人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的原因，也作为法官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理由，而不管该以民是否已实际死亡。这时，可证明性就成了法律规范的要件之一。
经过潜心研究和理论争鸣，学者们意识到在真伪不明条件下，试图不借助辅助手段或者仅以纯粹的证明责任规范来克明真伪不明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借助于辅助手段来解决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问题，这种辅助手段就是证明责任规范。这种规范不是纯粹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相反它指的是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规范，一种共同的克服真伪不明的法律适用规范。根据内容的不同，这种规范可分为以下几种。
1、莱波尔特的特别规范说
莱波尔特认识到当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进行法律推理是不可能的，为了克服真伪不明，有必要设置一些特别规范，例如证明责任规范。它以真伪不明为内容，其法律后果是对作为其前提要件真伪不明的法律要件满足或不能满足的拟制。而拟制的法律后果为，通过证明责任规范使一种情况（真伪不明）与另一种情况（事实被认定存在或不存在）在结果上等效，尽管两种情况可能并不一样。 [7]
但是，莱氏认为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问题与对争议风险的内容分配一并包括在其证明责任规范之中。这样，他就不仅背离了实体法中的证明责任规范（只是分配不利后果而并未从方法论上指示法官如何适用法律）。而且倘若不存在证明责任基本规范，那么就必须针对每一个实体法规范的法律要件事实规定一个同样性质的特别的证明责任规范，于是，法律规范的数量就会成倍增加。另外，由于证明责任规范与实体法的分离，导致了证明责任的“软化”，证明责任就成为一种无形式拘束力的存在，只要有合理的理由，随时可以被改变，而这并不违背实体法，困为这样做并未改变实体法自身。
2、穆兹拉克的消极规则说
穆兹拉克认为证明责任规范的要件事实就是真伪不明，其法律后果是对某个法律要件的拟制（为不存在）。这种将真伪不明拟制为不存在的证明责任规范是一种贯穿于整个证明责任规则的基本原则，穆氏称之为消极规则。这种克服真伪不明的消极规则与对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的分配是分开的。 [8]
依照此说的确可以避免因适用复数规范（证明责任规范和实体法规范）所产生的交错现象，然而，穆氏又主张由于证明责任判决的内容受制于实体法，所以没有必要再强调证明责任规范的独立性。显而易见，这与他同时赞成的证明责任规范独立论的观点自相矛盾。另外，根据此说也无法克服认为是规范说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腱，意为‘致命的弱点’）的权利根据规定与权利障碍规定之问的区分问题。由于穆氏批评了通过导入证明责任规范来区分权利根据规定与权利障碍规定的做法，因此他就只得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立于实体法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如此一来，就导致了此说内部的不和谐：在他的系统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证明责任规范，一为消极规则，它从理论上克服真伪不明，它将要件拟制为不存在，另一为包括一切在真伪不明情形下将要件拟制为存在的，作为证明责任规范之“特别规则”的规范。虽然穆氏看到了罗森贝克不适用规范说的缺陷所在，但他在对之进行批判后却止步不前了，没有进一步对克服真伪不明规范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系作出充分的说明。[9]
（五）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
普维庭将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与证明责任判决的具体内容严格区分开来，将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称为“操作规则”，其实质内容是虚拟，虚拟的是某个待适用规范的法律要件是否得到了满足，即虚拟某个要件事实存在与否，根据具体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这种虚拟有时是肯定的虚拟，有时又是否定的虚拟。这种操作规则的本质是什么呢？普氏的回答是：一种方法论，是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它不具备法律规范特征，并且也不能够纳入法律规范之中。至于这种操作规则的依据，普氏认为可以从禁止阻碍司法和司法救济请求权中找到。 [10]
对于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日本学者吉野正三郎认为它虽然将真伪不明时实现裁判的理论装置与证明责任分配作了明确区分，但它过于抽象化，只不过是一个为说明处理单纯的真伪不明事项的道具，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1]
另外，以操作规则说为中介的普维庭的证明责任理论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对此，穆兹拉克举例进行非常严谨的反驳。譬如，对于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 ③提出的赔偿请求，当该法规的构城要件——过失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该如何判决呢？如果根据规范说（普维庭持的是修正规范说，大体可纳入规范说的范畴）的证明分配标准，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与此相反，对于依产品责任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判例则将过失的证明责任转换给了被告。但是，普维庭并没有就为何能够得出上述结论进行解释，他只是结论性地抛出了证明责任判决的结果。因此，对于过失为真伪不明时拟制为存在或不存在仍然是一个解释问题，任凭一个操作规则本身是无法充分解决问题的。 [12]
（六）证明责任法说
此说为我国学者陈刚教授所倡导。在其《证明责任法研究》一书中，陈刚教授指出，证明责任是指法院（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适用的裁判规范，它是一种法律，在诉讼领域与其他民事实体法的性质和效力相同，属于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之归属的裁判规范。证明责任法是一种独立的裁判规范，它与被适用的法律规范属于同一法域。相对于成文实体法而言，证明责任法具有附属性和隐形性的特征（当然也有少量以成文法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明责任法）。除对争议较大的证明责任分配内容有加以制定法化的必要外，在原则上，应按照立法宗旨和法解释论，通过识别方式来构建证明责任法的体系。[13]
由上可见，证明责任法说试图揉和莱波尔特的特别规范说，穆兹拉克的消极规则说以及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它能够较好地解释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问题。但是，其证明责任法本身的性质是模糊的，该说既认为它是一种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又认为它是一种法律规范，且具有隐形性和附属性，其发现和适用必须通过法解释来进行。而解③《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土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土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本着继续和扩展两国现存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考虑到两国对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两国对扩大和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范围内合作的意愿；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都是机构的成员国；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核武器国家，瑞士是无核武器国家，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订立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同机构缔结了为实施和该条约有关的安全保障协定；
强调双方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仅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
达成协定如下：
第一条 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按照两国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并遵守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承诺，发展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第二条 根据本协定第一条，双方应促进：
缔结双方主管实体之间的专门协议；
议定涉及核能项目的，有关核能领域研究与开发及工业合作以及提供情报、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合同。
第三条
一、可按第二条提及的专门协议或合同规定进行情报交流。情报交流按以下原则进行：
１．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流前或交换时没有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可将接受到的情报转交给该国境内的其它实体或工业企业。
２．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换前或交换时已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各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应保证未经另一方实体或工业企业事前的书面同意，不得将交换的情报或通过联合研究或开发获得的情报公开或转交给按照本协定无权接受情报的第三方。
二、双方应促使各自参与合作的人员相互通报所交换情报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的程度。双方可能按照本协定转让情报，这一事实不应构成双方中任一方对情报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承担责任的任何依据。
第四条
一、在本协定范围内进行的合作，其目的仅限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双方之间转让的材料、核材料及其后衍生材料以及双方转让的设备或技术，或者通过使用这些转让的商品而获得的、产生的或衍生的材料、核材料以及设备或技术不应转用于发展和制造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
二、“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定义，在本协定的附件Ａ和附件Ｂ中详细规定。
第五条
一、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预防措施保证本协定第四条提及的各项仅由正式受权监管这些项目的人掌管。
二、双方应在各自境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从属于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和设备的安全。
三、对核材料，双方须应用机构建议所规定的实体保护水准（见附件Ａ和附件Ｂ）。
第六条 本协定第四条所述物品只有经双方事前的磋商并一致同意后才能转让给第三国。
如果作这种转让，双方应确保第三国至少遵守以下条件：
仅用作和平的非爆炸的目的；
对转让的项目实施机构的安全保障；
未经本协定双方的事前同意不得转让给其它国家；
提供本协定第五条规定的适当实体保护。
第七条
一、任一方提供的附录Ａ、ｄ中所列的项目，应接受国内置于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
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同机构缔结安全保障协定，以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三、当瑞士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应根据瑞士和机构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缔结的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安全保障协定，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第八条
一、双方的主管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安排，以保证实施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
二、为促进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应建立一个由双方指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需要举行会晤，以审议本协定合作的进展和结果。
第九条 双方代表必要时应举行会晤，并就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相互磋商。经双方同意，可邀请机构参加这种磋商。
第十条 双方根据各国为当事国的任何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均不受影响，但双方应尽量防止这些义务妨碍本协定的正常执行。
第十一条
一、本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随时进行修改，任何这种经修改条款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生效。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一方通知另一方已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需国内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十年。除非任一方通知废除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应在至少一个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这种废除意图。
第十三条 在本协定被终止的情况下，第二条中所述协议和合同，只要任一方没有通知终止这些协议和合同，都应继续有效。在任何情况下，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都将继续适用于从属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
第十四条 第四条提及的附件Ａ和附件Ｂ是本协定的组成部份。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月 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法文和英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发生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瑞土政府
代 表 代 表
（此协定将于８６年１０月签订）
附件Ａ 定义
（ａ）“设备”指附件Ｂ之Ａ部份所说明的项目和其主要部件；
（ｂ）“材料”指附件Ｂ之Ｂ部份所说明的反应堆的非核材料；
（ｃ）“核材料”指按机构法规第二十条规定的那些项目的任何“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由机构管理委员会根据机构法规第二十条修改认为是“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的材料清单的任何决定，应只在本协定的双方彼此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些修改时才在本协定中生效；
（ｄ）第七条提及的项目是后处理、浓缩或重水生产设施、它们的关键部件和技术，浓缩至含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和钚以及含有钚和浓缩到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的乏燃料元件。应任一方要求，经双方决定，还可包括另外项目。
（ｅ）“技术”指包括供应方在转让之前与接受方协商后定为对浓缩、后处理或重水生产设施或它们的主要关键部件的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是重要的技术图纸、照相底版和照片、记录、设计资料和技术及运行手册的实体形式的技术资料，但不包括可公开得到的资料，例如公开发行的书籍或期刊中的或国际上可得到又对其进一步传播没有限制的资料；
（ｆ）有关实体保护的“机构建议”指不时修订的名为“核材料实体保护”的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文件的建议或代替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
的任何后续文件。实体保护建议的修改，只应在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种改动时，才按本协定有效：
（ｇ）“主管部门”指中国方面的…………
瑞土方面为联邦能源部，或一方可随时通知另一方的其它主管部门。
附件Ｂ Ａ部份
１．核反应堆指能维持可控制的自持链式裂变反应运行的反应堆，不包括零功率反应堆，后者指的是设计的钚最大年生产量不超过１００克的反应堆。
２．反应堆压力容器：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的堆芯并能承受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的金属容器整体，或其在工厂装配的主要部件。
３．反应堆燃料装卸机械：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插入或移出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能够不停堆作业或者采用高级定位和对中技术可对那些不便直接观察或接近的燃料进行复杂的停堆加料作业的的操作设备。
４．反应堆控制棒：
指专门或准备用于控制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反应率的棒。
５．反应堆压力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燃料元件和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超过５０大气压的管子。
６．锆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铪锆重量比低于１：５００的锆和锆合金每年超过５００千克的管件或管件装配。
７．一汉回路冷却剂泵：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以循环一次回路液态金属冷却剂的泵。
８．辐照过的燃料元件的后处理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９．燃料元件制造厂。
１０．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分离铀同位素的设备，分折仪器除外。
１１．重水、氘和氘化合物的生产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Ｂ部份
１２．氘和重水
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氘氢比超过１：５０００的在任何１２个月期限内氘原子的重量超过２００千克的氘和氘的任何化合物。
１３．核纯石墨：
指含硼当量低于百万分之五且密度大于每立方厘米１．５０克，在任何１２个月的期限内超过３０公吨的石墨。附件Ａ和附件Ｂ中所述项目受本协定约束的期限应由第八条第一段中提及的行政安排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