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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与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的简单思考

陈 亮


内容摘要：律师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地位，既缺少文化的背景认同，又缺少宪法的明确依据，使得中国律师不能拥有与其职业相对称的政治地位，而老百姓对律师的期望值又过高，从而导致出现律师在中国现行社会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尴尬境遇。本文试就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作一个浅显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一点简单看法。
关键词：律师 政治地位 政治关系 宪法 政治文明 思考

一， 前 言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在对待如何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纷争时强调“德治”、“礼治”，强调建设“人情社会”，实现“无讼”、“息讼”；而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则强调“人治”，推崇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因此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法治”是轻视甚至是排斥的，老百姓以打官司为耻，而好打官司者也往往被当局者嗤之为“刁民”。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之下，绝无可能蕴育出类似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所谓“法治”思想。同样由于“行政兼理司法”，司法裁判权成为行政权的当然组成部分，控、审都由行政官员进行，制度设计中不会有中立的法官，自然就更加不会有辩护方存在的空间。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西方社会在古罗马时期就业已逐步形成的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
但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慢慢接受西方法治思想，并迅速培育出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群体。经过100年来的曲折发展，“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渐入人心，但中国的法律职业者作为一个新型的职业群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很难发挥一个“法治国家”法律职业者应该拥有的作为。尤其中国律师和西方同行相比，一方面，现时中国律师的政治地位与其职业要求极不相称，律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国百姓往往在寻求权利救济时对律师的期望值过高，一旦其要求得不到满足便会徒添对律师的怨恨，导致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又遭受着被妖魔化的尴尬。
那么，律师在中国的现行政治生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律师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律师应该怎样发挥社会作用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需要我们每个律师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律师地位规定的缺失
检察官、律师、法官作为控、辩、审三主体被誉为三大法律职业者，是国家法制建设的三大支柱，而且三角色相互依存，唇寒齿亡，任何一个角色都是构成国家司法系统不可或缺的因子，因此国家理应在设计司法制度时赋予三大职业者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考察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就会明显感觉到中国律师在中国司法体制中的地位相比于法官、检察官的地位而言，是卑微的；而法律规定的律师的权利义务相比于法官、检察官的权利义务而言，又是不对等的。笔者认为，导致三大法律职业者在制度上的不平等，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我国《宪法》对此应该负首要责任，因为翻遍我国现行《宪法》，全文没有一处是有关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地位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宪法》一个莫大的先天性缺陷。
我国《宪法》在第三章第七节详细规定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并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审判权和检察院的检察权，然而却对律师的辩护权及其它诉讼权利只字不提，感觉立法者对于律师的存在价值具有先天的偏见。而且尤为令人费解的是，《宪法》第135条还这样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显然，按照现代政治体制，公安警察机关纯属行政机关，不能和法、检等司法机关混为一谈，即使公安机关有半司法的性质，它也和检察机关一起属于控方主体，而《宪法》第135条将公安机关与法、检机关相提并论，而将在司法进程中处于独立地位一方的辩护机关（为方便说明的需要，笔者姑且将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称为“辩护机关”）排除出此一规定，这显然对于在司法进程中构建控、辩、审三者间的平衡，具有非常消极的影响，不利于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价值的实现。
当然，如果说《宪法》第三章是专门关于国家机关的规定，而律师（律师事务所）并不是国家机关，所以不能在这一章里加以规定是出于立法逻辑的考虑，那么在其他章节也没有关于律师、律师事业的任何表述，则更说明律师是被我们《宪法》遗忘的社会事业。《宪法》第一章《总纲》在第19条至第22条规定了国家要大力发展教、科、文、卫、体等事业，应该说这是《宪法》用列举的方式指出了要大力发展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处在的行业，从而表明了国家对这些行业的高度重视，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这些行业崇高的政治地位。然而遗憾的是，作为衡量现代法治国家法治发达水平重要标志之一的律师事业，却没有在《宪法》的《总纲》中占有本应占有的一席之地，让人徒生律师的政治地位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中是何等卑微之感。
再看《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样也没有关于律师权利或者公民有接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内容的规定，而且有些条文，从立法技术上说，完全可以在相关地方规定此类权利，以表示国家对律师事业和公民接受律师帮助权利的尊重，然而我们的这本“公民权利保障书”还是很不近情理的对此只字不提。比如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诚然，弱势公民享有物质帮助权是社会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在程序上保障公民获得这些权利，以及当政府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甚至粗暴侵犯公民权利时，公民该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作为专门从事权利救济工作的律师在此是不是拥有更大的作为空间？《宪法》第45条本来可以列出第二款对此作出合乎逻辑的规定，然而我们最终还是没能看到这样的条文。
综上所述，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国家政治宣言”的《宪法》都对律师事业采取如此近乎歧视甚至是无视存在的态度，那么中国律师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价值也就因“名不正，言不顺”而大打折扣，进而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于是中国律师与国家政治关系是若即若离。因此，笔者认为，要想让中国律师能象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同行那样发挥“社会良心”、“司法砥柱”的作用，并且有效充当公民权利的捍卫者，那么我们的最高立法者不但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律师事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可或缺性，还要有敢于革命、敢于自我否定的政治勇气，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国家发展律师事业，以及保障律师对于行政权、司法权的有效制横等在《宪法》的相关章节作出明确规定。

三，国家应该积极推动、鼓励律师参政议政，以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目前，中国参政议政的律师尽管陆续有一些，但这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律师参与政治的规模和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根本无法相比的。以美国为例，正如《中国律师》杂志刘桂明总编在文章中写道：“200多年前，美国建国时签署‘独立宣言’的共有52人，其中25人为律师；制定美国宪法时，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共有55人，其中31人为律师，另外，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有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70%以上的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均为律师。可以说，律师改变了美国，律师成就了美国，律师完善了美国。” ——而再来看看我国庞大的国家公务员系统，特别是高级公务员队伍中又有多少人是由深谙法律的律师出身呢？
但是，正如前述，如果律师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能够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规定，那么中国律师大范围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前提，而律师出身的职业背景，将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输送一大批深怀“法治”思想，坚守“公平”、“正义”的政治人物，从而大大推动国家从传统的“人治”型政府向社会主义“法治”型政府转变——这无疑将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迈出非常坚实的历史步伐。
具体而言，在立法机关中，应规定各级人大都必须有律师阶层的人大代表，而且其数量应和法院、检察院系统的代表名额保持持平，这样律师才能在各级人大拥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并以公民权利捍卫者的身份参与各级立法机关的立法。除此之外，各级人大还可以建立由律师组成的立法咨询委员会，以便在立法中充分征询广大律师的意见，更好的实现“科学立法”。
在行政机关中，党和政府宜从干部任用制度上进行改革，积极推动律师出身的人士参与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大胆从社会上选拔一部分优秀律师担任行政机关负责人；各行政机关的法制办公室可聘请相关专业的资深律师组成法律顾问团，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应先由律师提出法律意见；而行政机关在拟作出重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非紧急的重大行政强制措施等）之前，也应充分征询律师意见，从而有力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在法、检等司法机关中，应规定部分法官、检察官可以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尤其在目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素养普遍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规定适当比例的法官、检察官必须从优秀律师中选拔，不但可以有效提高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的整体法律素质，而且还可在法、检司法机关制造“鲢鱼效应”，促进法、检现有工作人员加强专业学习，提高审判、检察业务水平，从而保证司法权的正确有效行驶，促进司法机关“依法司法”和程序正义的实现。

四，律师队伍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重大作用
律师是被西方发达的政治文明论证了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职业，所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律师理应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要让律师充分发挥作用，除了党和政府要象前文所述，在制度上给予律师更高的政治地位以外，我们律师队伍自身，更应该敢于迎接挑战，敢于直面困苦，敢于承担强大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具体而言，律师在繁杂的社会事务前，应该时刻具有清醒的头脑，时刻保持律师的职业良心；面对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应该敢于抵制，敢于洁身自好；面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行为，应该敢于对党和政府讲真话，敢于仗义执言。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阶段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从而不辱我们律师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当然，除了拥有历史责任感之外，我们还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具有浓烈的整体意识、大局观念。作为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我们在努力追求个案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应该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挥重大作用。依照律师的职业要求，律师确实需要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当事人实现法律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所参与处理的所有民事纠纷和绝大多数的刑事纠纷（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除外），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理应学会运用政治家的头脑，在维护委托人利益的同时，正面和缓的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而这，也正是为了促进法律所追求的秩序价值的实现。

五， 结 语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头看看我国《律师法》关于“律师”的定义——“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显然，这是一个形式上的解释，这一解释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含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它意味着律师似乎仅仅只是为了执业而向社会售卖法律知识的人——其实，这仅仅只是说明了律师职业的自然属性（或称为技术属性），因为它仅从技术层面上说明了律师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而回避了律师本应具有的政治属性。
我们知道，现代律师制度，是近现代民主宪政的产物，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成果。诚然，作为一个职业，律师和所有其他职业群体一样都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但律师除了给社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以外，更肩负着维护法律自由、正义价值的伟大历史使命。律师正是通过自己的执业活动代表私权制横国家公权、维护民主宪政秩序——否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律师就将沦落为封建时代的“讼师”，而律师职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也将毫无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律师职业的政治性才是律师的本质属性。
因此，作为法律人，作为律师，我们应该对于我们这一职业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保持充分的自信，在律师实然地位与其应然地位还不够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应多思考中国律师该如何才能积极融入到社会政治关系中，多思考如何才能提高中国律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这，并不是为了谋取某个行业的私利，更不是为了律师执业的方便，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切实需要，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早日实现——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让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得以理性回归。
参考文献：刘桂明《中国律师》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衢政发〔2007〕36号


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衢州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衢州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健全科学、民主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实施程序，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和《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85号），结合衢州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投资项目，是指市本级利用下列资金所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

（二）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专项建设资金；

（三）政府融资以及利用国债的资金；

（四）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赠款；

（五）转让、出售、拍卖国有资产及其经营权所得的国有资产权益收入；

（六）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政府性资金。

第三条 政府投资分为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和投资补助、转贷、贷款贴息等方式，本实施办法只适用于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方式的政府投资项目，采用投资补助、转贷、贷款贴息的政府投资项目，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第四条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政府投资项目的综合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投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规划和计划的编制、审批管理、组织实施、协调监督等综合管理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的编制和资金财务活动的监督管理。

市审计局负责政府投资预算的执行情况、竣工决算的审计监督。

市经委、国土局、环保局、建设局、规划局、农业局、水利局、交通局、卫生局、教育局、国资委、监察局、综合执法局等有关政府部门，按各自职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

行政机关在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活动中，应当保障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主要包括：

（一）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乡公用设施等基础性项目；

（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公益性项目；

（三）科技进步、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国家、省和市重点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

（四）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第六条 政府投资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有利于履行政府职能，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升级，有利于城乡统筹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国家、省投资管理的规定，做好前期工作；项目前期工作成熟后纳入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第八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用地需求、项目选址和设计，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体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集约利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要求。

第九条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和建设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对举报有功人员，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投资项目管理



第十一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储备制度。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和发展建设规划，由政府有关部门和项目业主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并经投资综合管理部门组织咨询论证后列入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

申请列入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的项目，成熟一个，申报一个。根据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和项目业主应及时向投资综合管理部门申报，由投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的动态管理。

列入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应当按项目前期工作完成情况、建设的轻重缓急，从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中选取。

第十二条 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政府投资项目，办理项目受理函，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项目概算。其中总投资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可以在办理项目受理函后，直接编报和审批初步设计。

按审批权限，由上级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的项目，按其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业主应当委托符合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按规定程序申报。

第十四条 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在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前应组织进行咨询评估，并征询财政、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重大的，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应当采取听证会、征询会等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公众的意见。

第十五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前，项目业主凭项目受理函到有关部门办理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水保方案等审批意见。

第十六条 项目业主应当委托符合资质的设计单位依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初步设计和项目概算。

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范，遵循估算控制概算的原则，进行限额设计。

第十七条 初步设计和项目概算，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可委托符合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并征询财政、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批准。

第十八条 项目概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重新报请原审批机关批准：

（一）超过投资估算10%以上的；

（二）超过金额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其他超过投资估算应当予以报告的。

第十九条 项目业主应当依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和项目概算，遵循概算控制预算的原则进行施工图设计，合理确定工程造价。

第二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应在市招投标中心依法进行招标。招投标综合管理部门依法加强监管，投资综合管理部门、财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应参与监督管理。

工程设计依法应当招标而未招标的，不得批准初步设计。

第二十一条 政府与其他出资人共同投资的项目，各方资金应当同步到位。

第二十二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财政直接拨付资金制度，具体按《衢州市本级基本建设项目财政性资金直接支付管理试行办法》（衢政办发〔2003〕37号）执行。



第三章 投资计划管理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当遵循量入为出、综合平衡的原则。

市级有关部门和有关项目业主对申请列入下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项目，必须在当年7月底前向投资综合管理部门申请。

投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汇总市级有关部门和有关项目业主的申请，并征询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将汇总的政府投资项目，按照项目性质、功能、投资总额分类，并组织评估、论证后，会同财政部门衔接部门预算，编制年度政府投资项目建议计划。报市政府常务会议批准。

第二十四条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年度政府投资总额；

（二）具体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总投资、建设周期、年度投资额以及资金来源；

（三）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费用（包括项目储备、听证、征询等有关费用）；

（四）待安排的预备项目；

（五）其他应当说明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落实资金或明确资金来源。未落实或未明确的，不得列入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当年度政府投资总额在执行中有追加时，应当优先安排待安排的预备项目。

第二十六条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经批准后，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各项目业主下达投资计划，并通知市级相关部门。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

第二十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过程中，确需调整年度政府投资总额或者增减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财政、行业主管部门制定调整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八条 因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对已批准的年度投资进行调整的，由项目业主提出，经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征求财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审批，但累计安排资金不得超过计划明确的该项目政府出资额。

第二十九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计划执行情况实行季度报告制。各项目业主单位在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将上季度计划执行情况，向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报送计划执行情况报表。

投资综合管理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将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年中、年末执行情况报市政府。

第三十条 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投资信息发布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发布政府对投资的调控目标、主要调控政策、重点行业投资状况、发展趋势和产业指导目录等信息，发挥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



第四章 建设管理



第三十一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组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运营。

第三十二条 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推行代理建设制度（简称代建制）。

凡建安工程投资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财政性资金投入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业主单位没有自行管理能力的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原则上都要实行代建制。

第三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履约担保制度。合同签订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向项目业主提供由金融机构出具的一定金额的履约担保函。

第三十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建设。确需变更设计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同意。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概算应当报原批准机关重新审批：

（一）超过项目概算10%以上的；

（二）超过金额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其他超过投资概算应当予以报告的。

第三十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完工后，项目业主应当编制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报财政部门审核。审计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未经审核、审计的建设项目，不得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第三十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涉及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消防、人民防空、安全生产、建设档案等专项验收的，如果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在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完毕后，再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组织验收。

各项专项验收、工程质量的核定、竣工决算完成后，应当由投资综合管理部门或由其委托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三十七条 对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政府项目稽察机构应当参照国家、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对其实行稽察，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八条 大中型政府投资项目交付试用期满后，投资综合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有选择地进行项目后评价，后评价包括前期工作、实施情况、工程质量、投资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等内容，后评价结论应当报告市人民政府。

第三十九条 项目业主应当于竣工验收通过后向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项目业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资综合管理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可以责令项目业主限期纠正，并可依法禁止其3年内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工作；投资综合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

（一）未经批准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投资规模的；

（二）依法应实行招标的建设工程未实行招标的；

（三）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

（四）其他违规行为。

第四十一条 对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的各中介服务机构，投资综合管理部门要进行跟踪评价、并将评价结果进行通报。咨询评估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在对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进行咨询评估设计时弄虚作假，或者提供结论意见严重失实的，依照《浙江省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办法》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政府有关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纠正，并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编制设计文件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有关拨付建设资金规定的；

（四）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三条 上级领导人强令或者授意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现定的管理程序，或者违法干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由行政监察机关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四十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发生重大质量及安全生产事故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其行政直至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