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财政部关于颁发《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19:51:51 浏览: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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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财政部关于颁发《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劳动部、财政部关于颁发《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劳动部、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财政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劳动部门：
为加强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的管理，合理有效地安排使用经费，我们制定了《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管理办法》，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的管理，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进一步推动劳动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是中央财政为提高劳动保护工作水平，促进国营工交企业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部门监察手段的专项拨款，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挪作它用。
第三条 使用范围：
（一）防止伤亡事故，改善劳动保护条件的试点；
（二）预防职业病和职业中毒，改善劳动保护条件的试点；
（三）在地区或行业具有典型意义和明显社会效益的劳动保护治理项目；
（四）劳动保护部门为提高监察水平而购置的检测、监测仪器设备；
（五）有关劳动保护工作的宣传、培训及法规、标准的制订；
（六）经劳动部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专项支出。
第四条 经费开支项目：
（一）仪器、设备购置费；
（二）安装费；
（三）调研、资料费；
（四）宣传、培训费；
（五）其它。
第五条 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由劳动部商财政部安排，各级劳动部门必须加强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财务规章制度，对经费的使用实行全过程的控制，做到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总结，切实把这项经费管好用好，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安排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企业的技术改造，给以适当补助，突出重点，抓点带面。
第七条 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按项目申报。申报的项目要有可行性报告，技术应当先进可靠，确有推广价值或有明显社会效益；预算准确，配套资金落实；其他实施条件完备。
第八条 申报的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劳动厅（局）和中央有关部门审查提出，抄送同级财政、财务部门备案，报送劳动部审定，经财政部审核同意后下达实施。
第九条 项目下达后，省级劳动部门和中央有关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经费，并在项目承担单位配套资金首先到位的前提下，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拨款。劳动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密切配合，监督检查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对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经费的，应及时纠正，直至停止拨款并采取措
施追回已拨款项。
第十条 对在申报项目中弄虚作假、贪污、挪用、以权谋私及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劳动保护专项措施经费实行决算报表和项目验收制度。年终由省级劳动部门和中央有关部门编制年度决算和编写决算说明书，抄送同级财政、财务部门，上报劳动部，由劳动部审核汇总报财政部。企业项目及其它重点项目完成后，由劳动部门组织验收，提交验收报告，逐级
上报。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劳动部和财政部共同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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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琼 , 陈晓红 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
关键词: 其他人格利益 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人格权 类型化 案例指导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一、引言：研究的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利益的侵害因此被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包括人身权和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1]然而，与在法律上被明示规定、具有明确的内涵、外延和救济方式并且稳定性较强的人格权相比，学者们所称的“其他人格利益”往往是反射的、消极的，享有者无法请求他人履行，而只能在受到侵犯时请求法律的保护，稳定性较弱。因此，虽然《侵权责任法》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但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其应该受到更多限制，以确保在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行为人的行为自由之间达至合理的平衡。
依据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３－４条的规定，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侵犯“死者人格利益”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将更多的人格利益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例如，在侵犯“祭奠权”、[2]“生育选择权”[3]以及“担心感染狂犬病”[4]等案件中法院都判决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张，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其他人格利益”毕竟不是人格权，行为人有时候很难知晓该利益的存在。而且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因此极易被伪装和夸大从而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肆意扩张。这不仅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而且可能造成行为人动辄得咎的局面。因此，笔者拟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之规定。
二、前提：“其他人格利益”的界定
“其他人格利益”是“其他法益”的下位概念。龙卫球教授认为：“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为其他法益。”[5]结合人格权和法益的概念，可以将“其他人格利益”界定为：权利主体所固有的、与特定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的、受法律消极保护的利益。
在美国法上，有一个与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概念：“纯粹精神损害”。纯粹精神损害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在处理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相互之间关系时，由美国法院所创造的。最初，美国判例法将因身体伤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作为寄生的损害给予赔偿，前提条件是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成立；[6]而对没有身体损害的单纯的精神损害则不予赔偿。在“巴塔拉诉纽约州案”[7]中，法官首次突破了将精神损害作为身体损害附属的做法，对因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依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之间的关系，美国法上的精神损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因身体损害所导致的非财产损害，即由此引发的对受伤者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的赔偿，如对痛苦或者失去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等的赔偿；第二类就是纯粹精神损害，即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在美国法上，损害财产一般不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财产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问题不属于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
鲁晓明副教授借鉴了美国法上的这一概念，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8]显然，这一概念的创设及其内涵的界定与我国法学界已研究多年的纯粹经济损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瑞典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作了如下界定：“本法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被理解为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9]
不过，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法上的概念却不考察其在美国法上的渊源及内涵，容易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而且以是否有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划分精神损害“纯粹”与否的标准并不适宜。德国法学家冯·巴尔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失和权利侵害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感情损失虽然会因为实体的损坏而产生，但是否实际产生却取决于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真正要考察的并不是侵害所有权而导致的结果损害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痛苦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足以获得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经济损失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精神损害’。”[10]也就是说，在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虑的是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问题。精神损害与特定人的人身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与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成文法典，也就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上所谓的“权利”与“利益”之分；侵权行为客体是否是一项成文法上的权利并不是其是否获得赔偿的必要条件。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美国法上的纯粹精神损害是为了解决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以该精神损害是否由身体上的损害所导致作为划分标准，而非鲁晓明所界定的以“是否有基础权利受到侵害”为标准。[11]
《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为“人身权益”。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同样采取了两分法，即人身权和其他人身利益。但是，侵害人身利益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鲁晓明所称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这种做法，是基于精神损害本身与特定人的人身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来考虑的，因而比较科学。因此，笔者建议，与其标新立异地采用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不如就采用《侵权责任法》上已经认可的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
笔者拟以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立法和司法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以期裨益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德国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８４７条即著名的“抚慰金条款”开创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具体规定之先河。依据该条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的类型主要是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以及诱使非法同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雇佣关系中的性别歧视）、第６５１条（违反旅游合同）以及第８２４－８２６条（分别为信用的危害、诱使发生性行为和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也规定了非财产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德国版权法》第９７条、《德国航空法》第５３条、《德国核能法》第２９条、《德国航海法》第４０条等都有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12]虽然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但由于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加之《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３条关于“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的规定，法律在应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问题，《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是采取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的方法来应对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日益增多的挑战：第一，将某些精神损害解释为一种健康损害；第二，创设一般人格权概念，并且将之解释为该条款所指的“其他权利”。
（一）健康权的扩张及其限制
根据德国法学界的见解：“医生为逃避损害赔偿义务而使病人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之内遭受身患癌症的恐惧，属于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范畴……在此之外，休克损害，如因获悉配偶死亡的消息而发生的休克损害，也属于健康损害。”[13]另外，“如果将健康侵害的界限置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那么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应付来自环境的致害行为”。[14]由上可见，纳入“健康权”损害范围而给予赔偿的，包括休克损害、[15]精神恐惧以及环境利益受损所致损害这三类。
虽然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但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极易被伪装和夸大，因此与一般生理健康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相比，对这类健康权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对休克损害而言，与类似情况下的通常反应相比，受害人所遭受的医学上可以识别的心理或身体疾病要严重得多，并且持续时间要长得多；休克必须不能表现为不合理的或者扩大化的反应；如果遭受休克损害的人是第三人，还要求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有亲近的个人关系。[16]也就是说，与一般的健康权受侵犯相比，对心理健康受到侵犯事实的认定更为严格。在因果关系上，“蛋壳脑袋”理论这一适用于人身损害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例外更多。冯·巴尔教授解释为：“这一规则虽有例外（特别是在那些不过是通常的琐碎小事却导致了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的案件中）；而精神上的受损倾向不如身体上的受损倾向那样受到重视也是事实。”[17]对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亲近关系的要求，一方面满足了可预见性的规则，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损害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张。
（二）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限制
一般人格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院通过“读者来信案”、“骑士案”、“录音案”以及“索拉亚案”等案件的判决所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18]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如口头和书面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19]德国学者“菲肯彻将一般人格权（同营业权）称为‘框架权利’”。[20]然而，在德国民法学者对民事权利的性质和类型的讨论时却并未涉及所谓的“框架性权利”。也就是说，这类权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权利，而是权利之外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作为一种权利类型而提出的所谓‘框架性权利’，在德国民法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法领域。”[21]“这一权利的特征与这款（指第８２３条第１款）所列举的其他权利是不同的。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不能很容易的在事实上成立。”[22]这是因为，一方面侵害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比损害特别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严格；另一方面，法官在判断责任承担时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详而言之：
第一，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德国法上的过错责任构成包括法益侵害、可归责性、违法性和过错四个要件。在违法性判断上，德国理论界存在“结果违法性”和“行为违法性”两种观点。“行为违法性”是指“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不侵害他人的一般义务”。[23]而关于“结果违法性”，德国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性并不是什么疑难问题，因为原则上，行为符合侵权的事实要件即指示出其违法性，也就是说，只要没有特殊的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对法益的侵害总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结果违法学说的内容”。[24]“结果违法性”学说对“违法性”的判断采取的是一种推定的方式，并不积极去判断“违法性”要素；而“行为违法性”学说则要积极地去判断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然而，这一“指示违法性的原则不适用于框架性权利。对这些框架权利还必须对违法性进行明确的确定”。[25]由上可知，对侵犯法律明确规定权利的行为采用的是“结果违法性”学说；对侵犯“一般人格权”这种框架性权利的行为在违法性的判断上则采用“行为违法性”学说。也就是说，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事实并不能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还需要考量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对义务之存在与否及其限制的判断应当受制于政策考量因素。[26]
第二，一般人格权在位阶上低于人格权，而且稳定性较弱，内涵、外延均不甚明确，边界很难被行为人所知晓，因而很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面上产生冲突。[27]若动辄让行为人承担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责任，会妨碍其行为自由。因此，“在认定非法侵害特别人格权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权衡财产利益，但在认定非法侵犯一般人格权时，权衡财产利益就是必要的”。[28]“尤其是在媒体侵权的情况下，被告的言论自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29]甚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一项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判例中说：“利益权衡原则必须具有决定性意义”。[30]也就是说，德国法上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否构成侵权，是个案考察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美国为例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侵权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判例法传统。在美国法上，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考察原告某项具体权利是否被侵犯，因此不存在本文所讨论的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美国法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所考虑的一些法律政策因素以及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手段亦能为我们处理类似案例提供借鉴。下面分述之。
（一）规则层面的限制
从总体上看，美国法对“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
在美国法早期，精神损害被作为身体损害的寄生损害看待。如果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不成立，即使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不能得到赔偿。也就是说，美国法意义上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在这时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则过于严苛且欠缺公平性。因为遭受了一般的身体伤害就可以获得赔偿，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却不能获得赔偿，对受害人十分不公平。后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身体）影响规则”，即受害人在虽然只有轻微的身体伤害但却伴随着严重精神伤害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赔偿。例如，在“波特诉德拉威尔和ＷＲＲ公司案”[31]中，法院判决原告背部轻微的伤害或者眼中落入的灰尘都可以成为足够的“影响”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此后，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影响”的解释越来越作扩大化处理。在“大都会北线通勤铁路公司诉巴克利案”[32]中，原告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条件下长期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因担心感染癌症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案的争议就在于仅仅是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而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是否构成“身体影响”。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逐渐发展成为要求有身体上的症状或者是在医学上可以诊断的疾病，如有恶心、呕吐、流产等症状，或者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及国际疾病分类中《精神障碍辞典》所规定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的症状。然而，由于个体的精神和承受能力的不同，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ＰＴＳＤ所描述的症状。如果不考虑这些个体性因素，对被告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具有“正常毅力”的人才能获得赔偿。除ＰＴＳＤ之外，法官也给予那些症状被相当模糊地描述为“沮丧”的人以赔偿。[33]
基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美国法院一般会要求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或者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身体上的症状，以证明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从而避免虚假诉讼，危及行为自由。
２．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可预见性规则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法上各种类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行为人对精神损害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是法官和陪审团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这一规则突出表现为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
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适用于在精神损害发生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合同、法律地位或者先行行为而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案件。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行为人对受害人精神上的健康和安宁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对受害人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具有较高的预见性。在美国法上，这种特殊关系通常包括医患关系、邮局与收信人的关系、停尸房与死者家属的关系等。例如，在 “莫丽恩诉凯瑟基金医院案”[34]中，一位已婚妇女被诊断为患有梅毒，并且医生叮嘱其将这个诊断结果告诉丈夫，并建议其丈夫做检查。此后，该患者和丈夫彼此怀疑对方有婚外性行为，最后导致婚姻破裂。后经复诊，夫妻双方都没患梅毒。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终审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原告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原告的精神损害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因而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在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时，有两个限制性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被告方是否负有照顾原告方精神安宁的义务，这主要是由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二是被告方对多大范围内的人负有此种义务，只有与被告方有关系或者被告对其负有义务的人才能获得赔偿。[35]
３．因果关系的限制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间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争论的焦点问题。
早期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被经常引用的“米切尔诉罗切斯特公司案”[36]中，法官否认原告诉讼请求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流产并不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是意外的、不寻常的情况结合一起所导致的。而在后续案件中适用的“危险区域规则”也是通过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有所突破而发展起来的。在“罗布诉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案”[37]中，原告驾车回家路过铁道时，后车轮被路口的车槽卡住了无法前行，而该车槽本是因为被告的过失才出现在这里的。原告尝试了几次移动汽车都没有成功。正在此时，被告的火车驶来，原告在火车撞上她的汽车前几秒钟逃离，并亲眼目睹了她的汽车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原告躲过了火车，没有遭受身体上的伤害，但却因惊吓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此后无法哺育自己的婴儿，并且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养马工作。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满足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前两个限制条件：即被告有过失，原告有身体上的症状；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官认为被告行为是原告损害的直接原因，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两个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关键在于法官和陪审团对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认定。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科学的发展使得医学可以更好地确定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法律因果关系（英美法上通常称为“近因”）的认定则是一个融合了法律政策、利益衡量等众多考量因素的结果。
４．对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
上述三种限制，适用于遭受精神损害的人是直接受害人的情形。如果遭受精神损害的人为间接受害人，美国法上还有专门的“狄龙要素”规则予以限制。
卫生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护理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医发[1997]第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计划单列市卫生局，有关部委卫生局（处）：
护理工作是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为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及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护理学科发展缓慢，护理工作在服务质量和服务范畴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为贯彻“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加速护理工作改革，转变护理模式，提高护理质量，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高的护理保健需求，各地要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护理管理：
一、 加强对护理工作的领导
要切实落实我部（86）卫医字第20号“关于加强护理工作领导，理顺管理体制的意见”：
（一） 卫生厅（局）主管领导要重视护理工作，从思想上改变“护理工作可有可无”的认识，加强对护理工作的领导，定期听取汇报，每年不少于2次，研究并协调解决护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要配齐护理管理人员（简称护理专干），专人专管（县级可以兼管）护理工作。护理专干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护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三） 各级医院要把护理工作纳入医院总体计划，完善和加强护理部的管理，充分发挥护理部在医院护理管理中的职能作用。护理部正、副主任（总护士长）及工作人员到位，3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要逐步创造条件设立护理副院长。未设立护理副院长的医院主管院长要定期听取护理工作汇报（每季度至少一次），及时研究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 更新观念，改革护理模式
传统的功能制护理严重制约了护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要积极推行以病人为中心、以护理程序为基础的整体护理。
（一） 各省市卫生厅（局）要根据我部卫医护发[1996]第99号文件的要求，积极、稳妥、以点带面组织本省整体护理试点工作。
（二） 二级（含二级）以上医院，特别是教学医院，要更新观念，结合本院情况，确定模式病房，认真研究、探讨，开展整体护理；力争到2000年，二级以上甲等医院普及整体护理。
（三） 医院领导要协调有关部门，创造宽松、和谐的内部环境，全力支持护理工作将主要的人力、精力放在对病人的身心整体护理上。根据当前医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1． 保证护士职责到位
护士的基本职责，应以整体护理观念为指导，按照护理程序的要求，根据病人的病情、身体状况、情绪以及诊疗计划等制定和实施护理计划，在完成各项治疗工作的同时，实施心理护理，并向病人进行疾病知识、康复指导、健康及护理咨询等方面的健康教育。要求护士要做到因人施护，切实保证对病人的身心整体护理落在实处。
2． 辅助支持系统工作到位
医院各部门都要遵循“以病人为中心”的宗旨，在考虑人员、工作安排时，从以保证医疗、护理质量为需要出发。药、技、后勤等辅助支持系统工作必须到位，做到下收下送、服务到病房，以确保护理人力最大限度地投入对病人的直接护理工作中。
3． 保证护士编制
要从思想上转变某些管理者“护士只是打针、发药，人员可多可少”的错误认识和减少护士编制的作法。护士编制由医院人事部门和护理部根据我部卫医（78）1689号“综合医院组织编制原则试行草案”及医院分级评审标准的要求合理安排，病房床位与病房护士之比不得少于1∶0．4。
4． 调整并合理安排护士岗位
对现有护理岗位进行调整，改变岗位设置不尽合理的情况。凡不含护士职责的岗位，如图书及病案管理、挂号室、试验室等，以及党政工团、审计等行政、后勤部门属非护理岗位。要严格控制护士调离护理岗位，以保证有限的护士人力在护理岗位上。
新建科室、新批项目及医技科室申请配备护士时，由医院人事部门和护理部严格掌握，根据有无护士职责和护理工作量的大小决定是否设岗并限定人数，所需护士编制由人事部门下达。
5． 职称晋升中，应优先考虑临床护理岗位的护士。脱离护理岗位的人员不得再占护士编制，原则上也不再享受护士待遇（符合政策规定享受护士待遇者除外）。
三、 建立、健全护士制度
当前，多数医院在岗护士严重不足，护士承担着大量非护理技术性工作，致使护理工作简化，严重影响了护理质量，医患双方反响强烈，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为此，根据一些医院的经验，要建立和完善护士队伍。
（一） 建立护工培训持证上岗制度
护工必须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培训，完成规定的课程，并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书，方可从事护士工作。培训重点应是职业道德、医院基本工作程序、规章制度和污染、清洁、消毒、无菌的基本概念等。护工的培训办法和内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二） 护工的聘用原则
1． 凡开展整体护理、并进行工作人员结构调整，使在岗护士编制达到我部1978年规定标准的医院，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要，聘用护工，护工不属于护士编制；
2． 护工的配备标准，根据护理单元床位数计算，以10张床位配一名护工为宜；
3． 护工属临时工作人员，可以由医院统一选聘。
（三） 护工的管理
1． 医院要制定护工工作制度，加强护工工作质量的监督检查；
2． 护工由护理部统一管理，各护理单元护士长具体负责护工的工作安排和质量监督；
3． 严格界定护工岗位职责，其工作内容可包括：外送病人（途中无危险者）进行各种检查，送取各类检查化验标本、报告单及病房用物，规定物品的清洗、消毒，在护士指导下对病人进行简单生活护理和床单位的清洁消毒等工作。护工不能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及对危重病人的生活护理。
4． 严禁以护工代替护士从事护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护工管理办法。
四、 大力发展社区护理，满足社会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疾病谱发生明显变化，老龄人口迅速增加，老年护理和慢病护理社会需求量日益增长。各地要根据李鹏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要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讲话精神，大力发展社区护理。
（一）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将社区护理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或初级卫生保健
社区护理工作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一些地区在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对同步发展社区护理考虑不够。各地要加强领导，根据社会需求、社区卫生服务的长远发展和成本效益分析，合理配备社区护理人员，促进社区护理的同步发展。
（二） 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社区护理工作发展规划
各地可协调有关部门，深入社区，调查研究，根据社区护理的需求量，制定本地区社区护理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进行社区护理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三） 制定配套政策，保证社区护理工作的开展
合理解决社区护理的经济补偿和人员的职称评定是保证社区护理发展的重要措施。各地要商物价部门，制定社区护理收费标准，合理解决社区护理费用的补偿问题。从事社区护理的人员可根据国家有关职称晋升的规定，申报相应的护理技术职称。
（四） 加强人员培训，充分发挥现有医疗机构、人员和离、退休护士的作用
在开展社区护理工作中，要加强人员培训，通过举办社区护理培训班、讲座等多种形式，更新、补充有关知识。要充分发挥现有医疗机构、人员和离退休护士的作用。医疗机构要改变坐等病人的现象，深入社区、家庭，面向人群，在家庭病床的基础上扩大服务范围，增加基础护理、康复护理、护理指导与咨询及配合医生进行健康管理等服务。
五、 进一步加强护理职业道德教育
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窗口行业”，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与医疗质量密切相关，为此，必须加强护理人员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十四届六中全会和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护理人员理想、道德、情操的教育，通过5·12护士节和举办各种活动，倡导白求恩精神，树立先进典型，鼓励无私奉献。
（二） 各级医疗机构的党委、共青团、护理部都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对护理人员进行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加强岗位培训，规范护士行为，树护理行业新风。
各地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本省（市）加强护理工作的办法，并纳入医院分级评审标准中。请将贯彻执行情况和问题及时报我部。
卫生部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关键词: 其他人格利益 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人格权 类型化 案例指导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一、引言：研究的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利益的侵害因此被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包括人身权和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1]然而，与在法律上被明示规定、具有明确的内涵、外延和救济方式并且稳定性较强的人格权相比，学者们所称的“其他人格利益”往往是反射的、消极的，享有者无法请求他人履行，而只能在受到侵犯时请求法律的保护，稳定性较弱。因此，虽然《侵权责任法》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但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其应该受到更多限制，以确保在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行为人的行为自由之间达至合理的平衡。
依据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３－４条的规定，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侵犯“死者人格利益”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将更多的人格利益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例如，在侵犯“祭奠权”、[2]“生育选择权”[3]以及“担心感染狂犬病”[4]等案件中法院都判决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张，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其他人格利益”毕竟不是人格权，行为人有时候很难知晓该利益的存在。而且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因此极易被伪装和夸大从而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肆意扩张。这不仅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而且可能造成行为人动辄得咎的局面。因此，笔者拟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之规定。
二、前提：“其他人格利益”的界定
“其他人格利益”是“其他法益”的下位概念。龙卫球教授认为：“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为其他法益。”[5]结合人格权和法益的概念，可以将“其他人格利益”界定为：权利主体所固有的、与特定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的、受法律消极保护的利益。
在美国法上，有一个与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概念：“纯粹精神损害”。纯粹精神损害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在处理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相互之间关系时，由美国法院所创造的。最初，美国判例法将因身体伤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作为寄生的损害给予赔偿，前提条件是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成立；[6]而对没有身体损害的单纯的精神损害则不予赔偿。在“巴塔拉诉纽约州案”[7]中，法官首次突破了将精神损害作为身体损害附属的做法，对因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依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之间的关系，美国法上的精神损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因身体损害所导致的非财产损害，即由此引发的对受伤者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的赔偿，如对痛苦或者失去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等的赔偿；第二类就是纯粹精神损害，即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在美国法上，损害财产一般不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财产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问题不属于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
鲁晓明副教授借鉴了美国法上的这一概念，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8]显然，这一概念的创设及其内涵的界定与我国法学界已研究多年的纯粹经济损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瑞典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作了如下界定：“本法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被理解为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9]
不过，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法上的概念却不考察其在美国法上的渊源及内涵，容易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而且以是否有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划分精神损害“纯粹”与否的标准并不适宜。德国法学家冯·巴尔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失和权利侵害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感情损失虽然会因为实体的损坏而产生，但是否实际产生却取决于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真正要考察的并不是侵害所有权而导致的结果损害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痛苦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足以获得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经济损失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精神损害’。”[10]也就是说，在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虑的是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问题。精神损害与特定人的人身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与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成文法典，也就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上所谓的“权利”与“利益”之分；侵权行为客体是否是一项成文法上的权利并不是其是否获得赔偿的必要条件。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美国法上的纯粹精神损害是为了解决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以该精神损害是否由身体上的损害所导致作为划分标准，而非鲁晓明所界定的以“是否有基础权利受到侵害”为标准。[11]
《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为“人身权益”。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同样采取了两分法，即人身权和其他人身利益。但是，侵害人身利益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鲁晓明所称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这种做法，是基于精神损害本身与特定人的人身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来考虑的，因而比较科学。因此，笔者建议，与其标新立异地采用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不如就采用《侵权责任法》上已经认可的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
笔者拟以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立法和司法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以期裨益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德国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８４７条即著名的“抚慰金条款”开创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具体规定之先河。依据该条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的类型主要是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以及诱使非法同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雇佣关系中的性别歧视）、第６５１条（违反旅游合同）以及第８２４－８２６条（分别为信用的危害、诱使发生性行为和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也规定了非财产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德国版权法》第９７条、《德国航空法》第５３条、《德国核能法》第２９条、《德国航海法》第４０条等都有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12]虽然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但由于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加之《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３条关于“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的规定，法律在应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问题，《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是采取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的方法来应对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日益增多的挑战：第一，将某些精神损害解释为一种健康损害；第二，创设一般人格权概念，并且将之解释为该条款所指的“其他权利”。
（一）健康权的扩张及其限制
根据德国法学界的见解：“医生为逃避损害赔偿义务而使病人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之内遭受身患癌症的恐惧，属于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范畴……在此之外，休克损害，如因获悉配偶死亡的消息而发生的休克损害，也属于健康损害。”[13]另外，“如果将健康侵害的界限置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那么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应付来自环境的致害行为”。[14]由上可见，纳入“健康权”损害范围而给予赔偿的，包括休克损害、[15]精神恐惧以及环境利益受损所致损害这三类。
虽然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但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极易被伪装和夸大，因此与一般生理健康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相比，对这类健康权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对休克损害而言，与类似情况下的通常反应相比，受害人所遭受的医学上可以识别的心理或身体疾病要严重得多，并且持续时间要长得多；休克必须不能表现为不合理的或者扩大化的反应；如果遭受休克损害的人是第三人，还要求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有亲近的个人关系。[16]也就是说，与一般的健康权受侵犯相比，对心理健康受到侵犯事实的认定更为严格。在因果关系上，“蛋壳脑袋”理论这一适用于人身损害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例外更多。冯·巴尔教授解释为：“这一规则虽有例外（特别是在那些不过是通常的琐碎小事却导致了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的案件中）；而精神上的受损倾向不如身体上的受损倾向那样受到重视也是事实。”[17]对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亲近关系的要求，一方面满足了可预见性的规则，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损害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张。
（二）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限制
一般人格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院通过“读者来信案”、“骑士案”、“录音案”以及“索拉亚案”等案件的判决所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18]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如口头和书面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19]德国学者“菲肯彻将一般人格权（同营业权）称为‘框架权利’”。[20]然而，在德国民法学者对民事权利的性质和类型的讨论时却并未涉及所谓的“框架性权利”。也就是说，这类权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权利，而是权利之外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作为一种权利类型而提出的所谓‘框架性权利’，在德国民法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法领域。”[21]“这一权利的特征与这款（指第８２３条第１款）所列举的其他权利是不同的。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不能很容易的在事实上成立。”[22]这是因为，一方面侵害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比损害特别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严格；另一方面，法官在判断责任承担时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详而言之：
第一，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德国法上的过错责任构成包括法益侵害、可归责性、违法性和过错四个要件。在违法性判断上，德国理论界存在“结果违法性”和“行为违法性”两种观点。“行为违法性”是指“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不侵害他人的一般义务”。[23]而关于“结果违法性”，德国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性并不是什么疑难问题，因为原则上，行为符合侵权的事实要件即指示出其违法性，也就是说，只要没有特殊的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对法益的侵害总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结果违法学说的内容”。[24]“结果违法性”学说对“违法性”的判断采取的是一种推定的方式，并不积极去判断“违法性”要素；而“行为违法性”学说则要积极地去判断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然而，这一“指示违法性的原则不适用于框架性权利。对这些框架权利还必须对违法性进行明确的确定”。[25]由上可知，对侵犯法律明确规定权利的行为采用的是“结果违法性”学说；对侵犯“一般人格权”这种框架性权利的行为在违法性的判断上则采用“行为违法性”学说。也就是说，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事实并不能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还需要考量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对义务之存在与否及其限制的判断应当受制于政策考量因素。[26]
第二，一般人格权在位阶上低于人格权，而且稳定性较弱，内涵、外延均不甚明确，边界很难被行为人所知晓，因而很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面上产生冲突。[27]若动辄让行为人承担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责任，会妨碍其行为自由。因此，“在认定非法侵害特别人格权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权衡财产利益，但在认定非法侵犯一般人格权时，权衡财产利益就是必要的”。[28]“尤其是在媒体侵权的情况下，被告的言论自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29]甚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一项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判例中说：“利益权衡原则必须具有决定性意义”。[30]也就是说，德国法上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否构成侵权，是个案考察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美国为例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侵权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判例法传统。在美国法上，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考察原告某项具体权利是否被侵犯，因此不存在本文所讨论的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美国法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所考虑的一些法律政策因素以及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手段亦能为我们处理类似案例提供借鉴。下面分述之。
（一）规则层面的限制
从总体上看，美国法对“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
在美国法早期，精神损害被作为身体损害的寄生损害看待。如果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不成立，即使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不能得到赔偿。也就是说，美国法意义上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在这时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则过于严苛且欠缺公平性。因为遭受了一般的身体伤害就可以获得赔偿，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却不能获得赔偿，对受害人十分不公平。后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身体）影响规则”，即受害人在虽然只有轻微的身体伤害但却伴随着严重精神伤害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赔偿。例如，在“波特诉德拉威尔和ＷＲＲ公司案”[31]中，法院判决原告背部轻微的伤害或者眼中落入的灰尘都可以成为足够的“影响”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此后，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影响”的解释越来越作扩大化处理。在“大都会北线通勤铁路公司诉巴克利案”[32]中，原告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条件下长期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因担心感染癌症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案的争议就在于仅仅是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而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是否构成“身体影响”。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逐渐发展成为要求有身体上的症状或者是在医学上可以诊断的疾病，如有恶心、呕吐、流产等症状，或者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及国际疾病分类中《精神障碍辞典》所规定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的症状。然而，由于个体的精神和承受能力的不同，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ＰＴＳＤ所描述的症状。如果不考虑这些个体性因素，对被告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具有“正常毅力”的人才能获得赔偿。除ＰＴＳＤ之外，法官也给予那些症状被相当模糊地描述为“沮丧”的人以赔偿。[33]
基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美国法院一般会要求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或者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身体上的症状，以证明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从而避免虚假诉讼，危及行为自由。
２．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可预见性规则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法上各种类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行为人对精神损害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是法官和陪审团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这一规则突出表现为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
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适用于在精神损害发生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合同、法律地位或者先行行为而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案件。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行为人对受害人精神上的健康和安宁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对受害人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具有较高的预见性。在美国法上，这种特殊关系通常包括医患关系、邮局与收信人的关系、停尸房与死者家属的关系等。例如，在 “莫丽恩诉凯瑟基金医院案”[34]中，一位已婚妇女被诊断为患有梅毒，并且医生叮嘱其将这个诊断结果告诉丈夫，并建议其丈夫做检查。此后，该患者和丈夫彼此怀疑对方有婚外性行为，最后导致婚姻破裂。后经复诊，夫妻双方都没患梅毒。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终审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原告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原告的精神损害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因而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在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时，有两个限制性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被告方是否负有照顾原告方精神安宁的义务，这主要是由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二是被告方对多大范围内的人负有此种义务，只有与被告方有关系或者被告对其负有义务的人才能获得赔偿。[35]
３．因果关系的限制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间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争论的焦点问题。
早期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被经常引用的“米切尔诉罗切斯特公司案”[36]中，法官否认原告诉讼请求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流产并不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是意外的、不寻常的情况结合一起所导致的。而在后续案件中适用的“危险区域规则”也是通过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有所突破而发展起来的。在“罗布诉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案”[37]中，原告驾车回家路过铁道时，后车轮被路口的车槽卡住了无法前行，而该车槽本是因为被告的过失才出现在这里的。原告尝试了几次移动汽车都没有成功。正在此时，被告的火车驶来，原告在火车撞上她的汽车前几秒钟逃离，并亲眼目睹了她的汽车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原告躲过了火车，没有遭受身体上的伤害，但却因惊吓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此后无法哺育自己的婴儿，并且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养马工作。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满足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前两个限制条件：即被告有过失，原告有身体上的症状；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官认为被告行为是原告损害的直接原因，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两个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关键在于法官和陪审团对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认定。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科学的发展使得医学可以更好地确定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法律因果关系（英美法上通常称为“近因”）的认定则是一个融合了法律政策、利益衡量等众多考量因素的结果。
４．对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
上述三种限制，适用于遭受精神损害的人是直接受害人的情形。如果遭受精神损害的人为间接受害人，美国法上还有专门的“狄龙要素”规则予以限制。
关于进一步加强护理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护理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医发[1997]第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计划单列市卫生局，有关部委卫生局（处）：
护理工作是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为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及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护理学科发展缓慢，护理工作在服务质量和服务范畴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为贯彻“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加速护理工作改革，转变护理模式，提高护理质量，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高的护理保健需求，各地要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护理管理：
一、 加强对护理工作的领导
要切实落实我部（86）卫医字第20号“关于加强护理工作领导，理顺管理体制的意见”：
（一） 卫生厅（局）主管领导要重视护理工作，从思想上改变“护理工作可有可无”的认识，加强对护理工作的领导，定期听取汇报，每年不少于2次，研究并协调解决护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要配齐护理管理人员（简称护理专干），专人专管（县级可以兼管）护理工作。护理专干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护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三） 各级医院要把护理工作纳入医院总体计划，完善和加强护理部的管理，充分发挥护理部在医院护理管理中的职能作用。护理部正、副主任（总护士长）及工作人员到位，3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要逐步创造条件设立护理副院长。未设立护理副院长的医院主管院长要定期听取护理工作汇报（每季度至少一次），及时研究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 更新观念，改革护理模式
传统的功能制护理严重制约了护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要积极推行以病人为中心、以护理程序为基础的整体护理。
（一） 各省市卫生厅（局）要根据我部卫医护发[1996]第99号文件的要求，积极、稳妥、以点带面组织本省整体护理试点工作。
（二） 二级（含二级）以上医院，特别是教学医院，要更新观念，结合本院情况，确定模式病房，认真研究、探讨，开展整体护理；力争到2000年，二级以上甲等医院普及整体护理。
（三） 医院领导要协调有关部门，创造宽松、和谐的内部环境，全力支持护理工作将主要的人力、精力放在对病人的身心整体护理上。根据当前医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1． 保证护士职责到位
护士的基本职责，应以整体护理观念为指导，按照护理程序的要求，根据病人的病情、身体状况、情绪以及诊疗计划等制定和实施护理计划，在完成各项治疗工作的同时，实施心理护理，并向病人进行疾病知识、康复指导、健康及护理咨询等方面的健康教育。要求护士要做到因人施护，切实保证对病人的身心整体护理落在实处。
2． 辅助支持系统工作到位
医院各部门都要遵循“以病人为中心”的宗旨，在考虑人员、工作安排时，从以保证医疗、护理质量为需要出发。药、技、后勤等辅助支持系统工作必须到位，做到下收下送、服务到病房，以确保护理人力最大限度地投入对病人的直接护理工作中。
3． 保证护士编制
要从思想上转变某些管理者“护士只是打针、发药，人员可多可少”的错误认识和减少护士编制的作法。护士编制由医院人事部门和护理部根据我部卫医（78）1689号“综合医院组织编制原则试行草案”及医院分级评审标准的要求合理安排，病房床位与病房护士之比不得少于1∶0．4。
4． 调整并合理安排护士岗位
对现有护理岗位进行调整，改变岗位设置不尽合理的情况。凡不含护士职责的岗位，如图书及病案管理、挂号室、试验室等，以及党政工团、审计等行政、后勤部门属非护理岗位。要严格控制护士调离护理岗位，以保证有限的护士人力在护理岗位上。
新建科室、新批项目及医技科室申请配备护士时，由医院人事部门和护理部严格掌握，根据有无护士职责和护理工作量的大小决定是否设岗并限定人数，所需护士编制由人事部门下达。
5． 职称晋升中，应优先考虑临床护理岗位的护士。脱离护理岗位的人员不得再占护士编制，原则上也不再享受护士待遇（符合政策规定享受护士待遇者除外）。
三、 建立、健全护士制度
当前，多数医院在岗护士严重不足，护士承担着大量非护理技术性工作，致使护理工作简化，严重影响了护理质量，医患双方反响强烈，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为此，根据一些医院的经验，要建立和完善护士队伍。
（一） 建立护工培训持证上岗制度
护工必须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培训，完成规定的课程，并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书，方可从事护士工作。培训重点应是职业道德、医院基本工作程序、规章制度和污染、清洁、消毒、无菌的基本概念等。护工的培训办法和内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二） 护工的聘用原则
1． 凡开展整体护理、并进行工作人员结构调整，使在岗护士编制达到我部1978年规定标准的医院，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要，聘用护工，护工不属于护士编制；
2． 护工的配备标准，根据护理单元床位数计算，以10张床位配一名护工为宜；
3． 护工属临时工作人员，可以由医院统一选聘。
（三） 护工的管理
1． 医院要制定护工工作制度，加强护工工作质量的监督检查；
2． 护工由护理部统一管理，各护理单元护士长具体负责护工的工作安排和质量监督；
3． 严格界定护工岗位职责，其工作内容可包括：外送病人（途中无危险者）进行各种检查，送取各类检查化验标本、报告单及病房用物，规定物品的清洗、消毒，在护士指导下对病人进行简单生活护理和床单位的清洁消毒等工作。护工不能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及对危重病人的生活护理。
4． 严禁以护工代替护士从事护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护工管理办法。
四、 大力发展社区护理，满足社会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疾病谱发生明显变化，老龄人口迅速增加，老年护理和慢病护理社会需求量日益增长。各地要根据李鹏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要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讲话精神，大力发展社区护理。
（一）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将社区护理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或初级卫生保健
社区护理工作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一些地区在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对同步发展社区护理考虑不够。各地要加强领导，根据社会需求、社区卫生服务的长远发展和成本效益分析，合理配备社区护理人员，促进社区护理的同步发展。
（二） 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社区护理工作发展规划
各地可协调有关部门，深入社区，调查研究，根据社区护理的需求量，制定本地区社区护理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进行社区护理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三） 制定配套政策，保证社区护理工作的开展
合理解决社区护理的经济补偿和人员的职称评定是保证社区护理发展的重要措施。各地要商物价部门，制定社区护理收费标准，合理解决社区护理费用的补偿问题。从事社区护理的人员可根据国家有关职称晋升的规定，申报相应的护理技术职称。
（四） 加强人员培训，充分发挥现有医疗机构、人员和离、退休护士的作用
在开展社区护理工作中，要加强人员培训，通过举办社区护理培训班、讲座等多种形式，更新、补充有关知识。要充分发挥现有医疗机构、人员和离退休护士的作用。医疗机构要改变坐等病人的现象，深入社区、家庭，面向人群，在家庭病床的基础上扩大服务范围，增加基础护理、康复护理、护理指导与咨询及配合医生进行健康管理等服务。
五、 进一步加强护理职业道德教育
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窗口行业”，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与医疗质量密切相关，为此，必须加强护理人员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十四届六中全会和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护理人员理想、道德、情操的教育，通过5·12护士节和举办各种活动，倡导白求恩精神，树立先进典型，鼓励无私奉献。
（二） 各级医疗机构的党委、共青团、护理部都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对护理人员进行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加强岗位培训，规范护士行为，树护理行业新风。
各地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本省（市）加强护理工作的办法，并纳入医院分级评审标准中。请将贯彻执行情况和问题及时报我部。
卫生部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