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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5 15:09:35  浏览:9114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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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决定

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经商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国家经贸委"),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原外经贸部")于2002年3月23日发布公告立案,决定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以下简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原外经贸部对倾销和倾销幅度进行了调查,原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在本案调查期限内,经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由新组建的商务部承担反倾销调查职能。现本案初步调查阶段已经结束,根据调查结果,商务部做出初裁决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立案

  2002年2月20日,上海宝钢集团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大陆冷轧板卷产业向原外经贸部提出了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原外经贸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同时,原外经贸部就申请书中提供的涉及倾销、损害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原外经贸部认为申请人提出的初步证据表明,三家申请人的总产量已占了中国大陆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全部总产量的50%以上,有资格代表中国大陆冷轧板卷产业提出申请。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所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证据。在审查了申请材料之后,原外经贸部经商原国家经贸委,于2002年3月23日正式公告立案,决定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二)倾销及倾销幅度的调查

  1、确定倾销调查期

  调查机关确定本案倾销调查期为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

  2、立案通知

  2002年3月22日,调查机关约见了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向他们正式递交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部分。调查机关于3月22日,通过中国大陆钢铁协会向"台湾地区钢铁工业同业公会"和"台湾地区工业总会" 递交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部分。随后,调查机关通过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向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驻世界贸易组织经贸办公室递交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部分。2002年3月23日,调查机关正式公告立案,并同时通知了本案的申请人。

  3、登记应诉

  根据公告要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的报名应诉期内,共有18家生产商或贸易商向调查机关申请参加应诉。

  4、收集证据

  2002年4月22日,调查机关向报名应诉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发放了反倾销调查问卷。在问卷规定的期间内,部分应诉公司向调查机关书面提出了延期提交答卷的申请,并阐述了延期理由。经审查,调查机关同意了这些公司的申请延期要求。在答卷递交截止日之前,调查机关共收到16家生产商的答卷及部分关联贸易公司及进口商的答卷。

  调查机关对上述答卷进行了初步审查,对个别公司答卷中某些不清楚及需要解释的部分发放了补充问卷,有关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补充答卷。

  5、各利害关系方进行评述

  在案件调查期间,调查机关会见了部分应诉公司人员以及部分涉案国政府有关官员、部分涉案国驻华使馆官员,听取了利害关系方对本案调查的陈述和意见,并依法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三)损害及损害程度的调查

  1、成立调查组,确定产业损害调查期

  立案后,调查机关组成本案调查组,负责具体的调查工作,确定本案产业损害调查期(以下简称调查期)为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

  2、接受应诉登记

  在立案后规定的30天内,共有15户境外生产者、2户境外出口商、3户中国大陆进口商和1家外国政府驻华使馆向调查机关递交了应诉登记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调查机关经审查后接受了上述利害关系方的应诉登记。

  3、发放和收回调查问卷

  2002年4月1日和4月24日,调查机关分别发放了中国大陆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境外生产者、中国大陆进口商调查问卷。在规定时间或经批准延期递交的时间内调查机关共收回中国大陆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3份,境外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15份,中国大陆进口商调查问卷答卷4份。

  4、实地核查

  2002年7月至8月,调查机关分别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重点核查了申请书、企业调查问卷答卷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进一步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

  调查机关对申请书、收回的调查问卷答卷和实地核查结果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全面审查,对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依法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二、被调查产品、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和中国大陆产业

  本案被调查产品范围为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其中文名称为冷轧板卷,亦称冷轧薄板,英文名称为COLD ROLLED STEEL PRODUCTS;被调查产品品种包括冷轧钢板(英文名称COLD-ROLLED STEEL SHEET)、冷轧钢卷(英文名称COLD-ROLLED STEEL SHEET IN COIL)、冷轧钢带(英文名称COLD-ROLLED STEEL STRIP)。被调查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2001年的进口税则号中列为:72091500、72091600、72091700、72091800、72092500、72092600、72092700、72092800、72099000、72112300、72112900、72119000。

  被调查产品属低碳或超低碳钢,或碳素钢,或微合金钢制造的无涂、镀层的冷轧钢铁产品,产品厚度不大于4毫米,不管产品的宽度在600毫米以上或以下。其化学成分波动小,力学性能稳定,尺寸精度高,表面质量好。被调查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铁矿石、焦碳、废钢、各种铁合金、蛇纹石、白云石、石灰石等。被调查产品制造过程主要包括炼钢、连铸或模铸、热轧、化学(酸洗)或机械除磷、冷轧、平整、精整、包装等。根据不同的化学和热处理状态,被调查产品可用于制造汽车结构件、机械建筑结构件、各种连接件、电梯、自行车、家用电器等,并作为电镀、热镀等钢材的原料。

  本案立案后,有关应诉企业和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就此次反倾销调查的产品范围提出了异议。经过调查,调查机关于2002年11月29日发布公告,确认此次反倾销调查的产品范围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2001年的进口税则号72091800项下用于马口铁生产的进口冷轧板卷。

  调查机关在考察了产品的基本物理特性、化学性能、原材料、生产工序流程、制造过程、产品用途等方面后,认定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与中国大陆生产的冷轧板卷属于同类产品,具有可替代性。

  申请企业在调查期内加总产量占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的50%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企业的总产量占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主要部分,申请企业的相关数据可以代表中国大陆产业的情况。

  三、倾销和倾销幅度

  调查机关审查了各应诉公司的答卷,对各公司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作如下认定:

  (一)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

  俄罗斯公司:

  1.俄罗斯Severstal股份公司(JSC SEVERSTAL, RUSSIA)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在俄罗斯国内的销售情况。初步认定,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俄罗斯国内的销售总量及每个具体型号的销售与出口中国大陆的总量及相应的同型号产品出口相比较,符合正常价值比较的数量要求。在俄国内销售中,有十四笔交易未在调查期内收回货款,调查机关初步决定将其排除在确定正常价值的俄国内销售之外,采用剩余的销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

  在审查该公司国内销售的调整项目时,调查机关初步按照与对中国大陆出口时相同的利率调整了国内销售的信用费用;对于该公司在国内销售中进行的贸易环节调整和国内运费的增值税的调整,由于未获得充足证据,调查机关暂不予支持。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的价格进行了审查。该公司通过关联贸易商向中国大陆出口部分被调查产品,调查机关初步认定该关联贸易商对中国大陆的销售具有可比性,可被认为确定该公司对中国大陆出口销售的一部分。调查机关根据交货地的不同,初步调整了内陆运输的有关费用。

  2.俄罗斯新利佩茨克冶金联合体股份有限公司(JSC NOVOLIPETSK IRON & STEEL CORPORATION (NI&SCo),RUSSIA)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的同类被调查产品在俄国内的销售情况,发现该公司对产品的分类既采用前苏联国家标准,同时又按照产品型号、名称的不同以及公司内部实施的产品会计代码的不同对产品分别予以了分类,但答卷中并没有对三个不同标准进行说明,也没有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使调查机关难以理解该公司提供的有关成本资料;同时该公司提供的俄国内销售的材料中,调查机关发现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存在重大出入。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不采纳该公司提供的国内销售材料,而采用现有最佳材料信息计算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的价格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并未能按问卷要求提供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全部数据;同时该公司提供的被调查产品总的销售量在多处发现数量不一致,无法采信。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暂不采纳该公司提供的对中国大陆出口的材料,而采用现有最佳材料信息计算调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价格。

  3.俄罗斯玛格尼特哥斯克钢铁开放式股份公司(MAGNITOGORSK IORN AND STEEL WORKS, RUSSIA)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的同类被调查产品在俄罗斯国内的销售情况。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俄罗斯国内的销售总量及每个具体型号的销售与出口中国大陆的总量及相应的同型号产品出口相比,均符合正常价值确定的数量要求。在排除该公司的国内销售中的有关捐赠交易后,调查机关初步认为可利用其国内销售确定其正常价值。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情况。由于该公司未能提供确实的证据,调查机关暂不接受其信用费用以及海关代理费和海关手续的主张,并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有关材料调整了CIF价格中的保险费率。

  韩国公司

  1.株式会社POSCO(POSCO,SOUTH KOREA)

  因该公司报告的产品型号众多,加之本案工作量较大,为及时完成本案的审查工作,调查机关依《反倾销调查抽样暂行规则》,决定采用抽样的方法选取部分型号的产品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及倾销幅度。在征求了有关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后,调查机关决定选取调查期内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量最大的前5个型号,这5个型号的出口量约占该公司出口量的79.84%。调查机关初步决定以上述5个型号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上述5个型号产品的韩国国内销售情况,认定调查期内POSCO其国内销售数量占同期其向中国大陆出口数量的比例大于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

  在该公司的韩国国内销售中,有部分是通过关联公司进行销售的,调查机关对这部分交易进行了审查,初步认定这部分交易基本上反映了市场交易状况,因此决定将这部分交易视为该公司韩国国内销售的一部分。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的成本部分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并没有报告从关联公司购入材料与非关联公司购入材料间价格差异,因而无法判断该公司从关联公司采购材料价格的公允性,进而无法判断生产成本中原材料价格的公允性。因此,调查机关暂按该公司报告的各月单位产品耗用原材料成本最高数额作为公司产品的年平均原材料成本。

  由于该公司在其成本中报告的单位包装费用较国内销售调整项目的包装项目要低,也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材料,调查机关暂按其国内销售中包装项目水平调整成本中的包装费用。由于该公司报告的单位产品中包括的人工成本明显不合理,调查机关暂采用申请人的资料。调查机关认为财务报表项下包括了销售折扣项目,但是这部分折扣并未体现在被调查产品的调整项目或成本费用项下,因此调查机关暂按扣除了销售折扣的销售净额向被调查产品分摊销售、管理及财务费用。对于该公司分摊的销售费用总额中包括运输及保管费、中转地运营费等,调查机关按销售净额补充分摊了上述两项费用。对于财务及其它费用,该公司排除若干项目以计算分摊的财务费用,计算分摊的财务费用总额是在报表中财务费用总额中加上这些项目的金额,调查机关根据报表中财务费用总额中减去这些项目的金额以计算出分摊的财务费用总额。调查机关暂时排除了该公司的投资业务的项目,包括有价证券评估损失、有价证券处分收益、有价证券评估收益及其它损失和其它收益。根据上述调整,调查机关重新计算了被调查产品的国内销售的成本。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韩国国内销售交易是否存在低于成本销售进行了审查。调查机关发现在五个型号的被调查产品中,有四个型号的被调查产品的韩国国内销售低于成本,且低成本部分的销售超过20%,因此,调查机关采用排除低于成本的交易后的国内销售来确定这部分销售的正常价值;由于一个型号的产品的国内销售全部低于成本,因此调查机关采用结构价格的方法来计算这个型号的正常价值,所需利润率采用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平均利润率。

  在审查该公司韩国国内销售的调整项目时,调查机关发现,对于售前仓储费,该公司声称其国内销售部分通过分销仓库进行,但该公司在答卷成本部分中又声称存货收发并不区别内销产品与出口产品,很明显该公司的前后表述有矛盾之处,而且提出的相关费用和数量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因此,调查机关决定暂不接受该项目的调整。

  在审查该公司提供的内陆运费(分销仓库--客户)时,调查机关发现该公司提交的六笔交易的证明材料中,只有两笔交易发票的运费与报告数相同。外经贸暂采用该两笔交易的平均运费数计算所有的内陆运费。

  关于信用费用,该公司声称国内销售以赊销方式进行,并按不同客户的平均信用期间和该公司承担的短期平均借款利率计算信用费用;同时该公司在计算时,将余额为负的客户所承担的信用费用取零,也没有提交有关客户余额的证据,因此,调查机关暂时根据财务报表采用该公司所有客户的平均信用期计算信用费用。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情况。该公司通过其关联韩国贸易商(POSTEEL)和香港关联贸易商(POA)出口部分被调查产品到中国大陆非关联和非关联客户。对于POA再转售给中国大陆关联最终用户的情况,调查机关经过测试,发现这部分价格略高于转售给其它非关联客户,调查机关暂时将这部分销售给关联最终用户的交易包括在计算对中国大陆出口价格的基础内。

  调查机关审查了POSCO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初步决定按POSCO实际承担的利率调整信用费用;对于该公司主张的出口退税,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该金额是否为实际发生的退税数额及所发生的原料的退税金额是否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因此,调查机关暂不予接受该项调整主张。

  2.联合钢铁工业株式会社(UNION STEEL MFG. CO., LTD,SOUTH KOREA)

  因该公司报告的产品型号众多,加之本案工作量较大,为及时完成本案的审查工作,调查机关依《反倾销调查抽样暂行规则》,决定采用抽样的方法选取部分型号的产品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及倾销幅度。在征求了有关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后,调查机关初步决定选取调查期内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量最大的前5个型号,这5个型号的出口量约占该公司出口量的80%。调查机关初步决定以上述5个型号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的韩国国内销售情况,认定调查期内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国内销售总量及有关具体型号占同期其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的总数量及具体型号的比例均大于5%,符合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

  该公司的国内销售中,有部分是通过关联公司进行销售的,调查机关对这部分交易进行了审查,认为这部分交易虽属于关联交易,但基本上可以反映市场交易情况,初步决定对这部分交易暂不排除。

  在审查该公司提供的成本部分时,由于该公司在计算被调查产品的财务费用时,所报告的财务费用中包括了投资业务的损益,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因此调查机关将上述项目从财务费用中排除。调查机关依该公司提供的分摊方法将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分摊到被调查产品中,并重新核算被调查产品的国内销售成本。在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国内销售中,每个型号低于调查期平均成本的销售部分超过其国内销售总量的20%,调查机关排除了低于成本的这部分交易,采用剩余的国内销售价格作为确定其正常价值的基础。该公司主张按照各销售客户平均信用期间对国内销售的信用费用进行调整,因此调查机关初步使用该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了该公司整体的平均信用期间,并根据该平均信用期间调整了该公司国内销售的信用费用。由于没有相关资料证明运费的实际发生,调查机关对该公司主张的调整金额不予支持,初步按照已经获得的事实计算了被调查产品的国内运费。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情况。在出口中国大陆销售的调整项目中,该公司没有报告信用费用,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报告的交货日期和收到货款日期计算信用期间,对出口中国大陆销售的信用费用进行了初步调整。对于该公司主张的出口退税,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该金额是否为实际发生的退税数额及所发生的原料的退税金额是否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因此,调查机关暂不予接受该项调整主张。

  3.东部制钢株式会社(DONGBU STEEL,SOUTH KOREA)

  因该公司报告的产品型号众多,加之本案工作量较大,为及时完成本案的审查工作,调查机关依《反倾销调查抽样暂行规则》,决定采用抽样的方法选取部分型号的产品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及倾销幅度。在征求了有关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后,调查机关初步决定选取调查期内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量最大的前5个型号,这5个型号的出口量约占该公司出口量的71%。调查机关初步决定以上述5个型号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的韩国国内被调查产品的销售情况,认定调查期内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国内销售总量及有关具体型号占同期其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的总数量及具体型号的比例均大于5%,符合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

  在审查该公司提供的成本部分时,由于投资业务的损益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因此调查机关在认定被调查产品成本时,将上述项目从财务费用中排除。调查机关依该公司提供的分摊方法将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分摊到被调查产品,重新核算了的被调查产品国内销售成本。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国内销售交易是否存在低于成本销售进行了审查。由于每个型号低于调查期平均成本的销售部分不到其总量的20%,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采用该公司全部的国内销售作为确定其正常价值的基础。

  在审查该公司韩国国内销售的调整项目时,调查机关使用财务报表数据计算了公司整体的平均信用期间,并根据该平均信用期间初步调整了该公司国内销售的信用费用。由于该公司未能提供相关的材料加以证明,调查机关对该公司提出的提前付款折扣、预先订货回扣以及一定数量的赔偿金等调整主张暂不予支持。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的被调查产品出口进行了审查。对于该公司主张的出口退税,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该金额是否为实际发生的退税数额及所发生的原料的退税金额是否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调查机关暂不予接受该项调整主张对于该公司提出的出口退税的主张。

  4.韩国现代HYSCO株式会社(HYUNDAI HYSCO,SOUTH KOREA)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韩国国内销售。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及大部分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相应的总量和具体型号产品相比,符合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在其国内销售的基础上确定其大部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对于韩国国内销售的数量不符合正常价值比较要求的型号,则由结构价格确定其正常价值。

  在审查了该公司提供的成本部分时,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按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销售额占该公司的全部产品的销售总额的比率确定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成本、销售、管理和财务费用。在确定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财务费用时,因与被调查产品没有直接关系,调查机关将其中的股息收入、有价证券评估收入、其他收入、证券市场安定利益和租赁收入等排除在财务费用之外。

  在审查该公司韩国国内销售被调查产品的调整项目时,调查机关还根据答卷提供的材料初步调整了该公司韩国国内销售的包装费用。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情况。对于该公司主张的出口退税,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该金额是否为实际发生的退税数额及所发生的原料的退税金额是否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调查机关暂不予接受该项调整主张。此外,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材料初步调整了报关代理费项目。调查机关发现现代钢铁公司在调查期内与贸易公司HUYDAI CORPORATION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决定采取现有最佳信息确定HUYDAI CORPORATION公司对中国的出口价格。

  乌克兰公司

  1.乌克兰扎波罗日钢铁股份有限公司(ZAPORIZHASTAL IRON & STEEL WORKS ("Zaporizhstal" JSC),UKRAINE )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的乌克兰国内被调查产品的销售情况。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乌克兰国内销售的总量及大部分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相应的总量和具体型号产品相比,均符合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在其国内销售的基础上确定其大部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该公司国内销售平均价格大部分高于年加权平均成本,低于成本的销售的数量未达到其总量的20%,调查机关暂时采用该公司报告的全部国内交易作为计算正常价值的基础。

  在审查该公司提供的成本部分时,由于该公司没有说明内外销售产品间的质量差别,而在答卷的成本部分中内外销售的生产成本不一致,调查机关暂采用外销产品的成本作为被调查产品的年平均成本。对于管理、销售及财务费用,该公司未说明有关数据的由来,也未将财务费用按问卷要求分摊到各具体产品;同时调查机关发现按被调查产品销售额占该公司总的销售额销售收的比率将有关成本费用分摊到被调查产品后得到的数据与该公司报告的成本数据相比差别较大,因此调查机关暂时按财务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进行补充调整成本部分。调查机关暂不支持该公司提出的内陆保险费项目的调整,因为该项目数据及所提供的材料与内陆运费完全一致,调查机关认定是重复计算。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的被调查产品出口。该公司的出口销售全部通过英国米兰公司进行,认为米兰公司为其长期合作伙伴但不是关联公司,并没有将米兰公司报告为关联或是有特殊价格安排,调查机关暂时接受该公司的这项主张,暂时将该公司销售给英国米兰公司的价格作为计算其出口价格的基础。对于CIF价格,该公司没有提供有关资料,调查机关暂按其他资料对该价格进行了估算。

  2.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伊里奇钢铁公司(ILICH IRON & STEEL WORKS, MARIUPOL,UKRAINE)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乌克兰国内的被调查产品的销售。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乌克兰国内销售的总量及大部分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相应的总量和具体型号产品相比,均符合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在其国内销售的基础上确定其大部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提供的成本材料,发现该公司没有将管理、销售及财务费用按要求分摊到各具体产品,调查机关暂按财务报告数据对上述费用按销售收入比例进行了补充调整。由于该公司国内销售平均价格大部分高于年加权平均成本,低于成本销售的数量未达到20%,调查机关暂时采用该公司报告的全部交易数据作为计算正常价值的基础。对于该公司提出的国内销售的调整项目如运费等主张,公司没有提供确实的证明也未提供说明,因此调查机关初步不接受,暂按通过其它可获得的信息资料调整上述有关项目。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的被调查产品出口。该公司的出口销售渠道全部通过非关联的客户的完成,调查机关将该公司销售给非关联的客户的价格作为计算出口价格的基础。对于CIF价格,该公司没有提供有关资料,调查机关按其他可获得的信息资料进行了估计。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伊斯巴特-卡尔梅特公司(ISPAT KARMET OJSC, KAZAKHSTAN)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伊斯巴特-卡尔梅特公司调查期内哈萨克斯坦国内的被调查产品的销售。由于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哈萨克斯坦国内销售的总量与出口中国大陆的相应的总量相比,不符合正常价值比较的数量要求。因该公司无法提出充分的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调查机关不接受该公司提出的用调查期内对第三国伊朗出口的同类产品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的主张,决定通过结构价格确定该公司调查期内出口中国大陆的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提供的被调查产品的成本材料,利用该公司提供的审计财务报告的有关数据,将调查期内该公司的折旧和营业所得税补充入该公司的成本之中,并以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的销售额占该公司的全部产品的销售总额的比率确定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成本及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及利润,计算出结构价格确定其正常价值。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该公司的被调查产品由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联贸易公司莱克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莱克公司)负责对中国大陆出口。调查机关审查了调查期内莱克公司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的调整项目情况。调查机关根据答卷的实际情况调整了信用费用,增加了折扣费用和报关代理费等调整项目,并根据莱克公司提供的该公司调查期内的审计财务报告,计算出莱克公司调查期内经营被调查产品的有关成本及合理利润,得出莱克公司单位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合理的利润。在莱克公司出口中国大陆被调查产品的价格基础上,调查机关排除了莱克公司经营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和合理的利润,最终确定莱克公司出口中国大陆的被调查产品调查期内的正常出口价值。

  台湾地区

  1.台湾高兴昌钢铁股份有限公司(KAO HSING CHANG IRON & STEEL CORPORATION,TAIWAN)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在台湾地区的销售情况。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台湾地区内销售的总量及大部分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相应的总量和具体型号产品相比,均符合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在其台湾地区内销售的基础上确定其大部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由于该公司有相当数量的被调查产品的台湾地区内的销售低于成本的超过其销售总量的20%,调查机关决定排除低于成本的交易,采用其余的高于成本的台湾地区内的销售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关于台湾地区内销售调整,该公司提出了数量折扣调整项目、退款及赔款调整项目和内陆运费调整项目三项主张,但是并没有按照答卷要求提供关于此三项主张的有效证明材料。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有关数据之后,调查机关暂时接受该公司提出的内陆运费调整主张,对数量折扣项目和退款及赔款项目不予支持。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情况进行了审查。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包括通过贸易商出口至中国大陆,但出口贸易商在出口过程中是以该公司名义从事出口,被调查产品从该公司仓库出货,直接运交在中国大陆的最终用户,贸易商只收取佣金,该公司承担各个贸易环节的费用。因此,调查机关依据该公司自行出口价格和销售给出口贸易商的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在审查该公司的出口中国大陆被调查产品价格的调整中,该公司并没有按照问卷中要求报告信用费用,因此调查机关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发票总金额和银行短期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对于该公司主张的出口退税,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该金额是否为实际发生的退税数额及所发生的原料的退税金额是否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调查机关暂不予接受该项调整主张对于该公司提出的出口退税的主张。

  2.盛余股份有限公司(SHENG YU CO., LTD,TAIWAN)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销售的被调查产品在台湾地区的销售情况。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台湾地区内销售的总量及大部分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相应的总量和具体型号产品相比,均符合确定正常价值的数量要求,因此调查机关初步决定在其地区内销售的基础上确定其大部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在审查该公司提供的成本材料时,调查机关发现该公司在计算被调查产品成本时,出现"其他成本"一项,未在答卷中作任何说明,经向其代理人了解,也未能提供充分的理由,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剔除该部分数据,重新计算各型号被调查产品在调查期的单位成本费用。在对台湾区内的销售进行低成本测试后,发现被调查产品的台湾地区内的销售全部低于成本销售,调查机关确认被调查产品的台湾地区内的销售无法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在调查期内的营业成本利润率以及被调查产品制造成本计算出合理的单位利润,在以上单位利润及成本费用的基础上,计算出该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的被调查产品的出口情况。该公司通过台湾地区的非关联贸易商对中国大陆间接出口被调查产品。该公司通过非关联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时,调查机关依据该公司向非关联公司的销售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3.台湾统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TONG YI INDUSTRIAL CORPORATION,TAIWAN)

  因该公司报告的产品型号众多,加之本案工作量较大,为及时完成本案的审查工作,调查机关依《反倾销调查抽样暂行规则》,决定采用抽样的方法选取部分型号的产品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及倾销幅度。在征求了有关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后,调查机关初步决定选取调查期内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出口量最大的前5个型号,并以上述5个型号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以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在台湾地区的被调查产品的销售情况。由于该公司在调查期内没有在台湾地区销售被选取的型号产品,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成本、费用及利润数据得出的结构价格作为计算被调查产品正常价值的基础。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提供的成本资料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提供的成本数据有两处不一致,该公司解释一处为调查期内当期的数据,另一处为包括前期数据在内的平均数。调查机关暂按调查期内当期的数据作为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成本。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的管理、销售及财务费用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项下包括了销售折扣项目,但是这部分折扣并未体现在被调查产品的调整项目或成本费用项下,因此调查机关暂时按扣除了销售折扣后的销售净额分摊被调查产品的销售、管理及财务费用。

  对于销售费用,该公司按照所谓被调查部门归纳的销售费用作为应分摊的销售费用,调查机关认为公司的归纳缺乏合理证据,暂将除运费和国际运费外的其它销售费用根据销售净额分摊到有关部门,再按部门的生产量分摊到被调查产品,在计算出厂水平的正常价值时中不再扣除运费这个调整项目。对于财务费用,该公司将投资业务的损益包括在应分摊的财务费用内,调查机关认为投资业务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无关,调查机关暂时将只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财务费用项目作为应分摊给被调查产品的财务费用。

  由于被选取型号的调查产品在台湾地区没有销售,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所有其它型号的被调查产品调整项目的平均水平暂作调整。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情况进行了审查。该公司自行或通过开曼关联贸易商及香港关联贸易商出口部分被调查产品到中国大陆的关联最终用户和非关联客户,其中少量出口交易是销售给公司关联客户自用的,对于这部分交易,调查机关认为其交易价格与销售给非关联客户的价格相比是公允的,因此,调查机关暂将这部分交易计入计算出口价格的交易基础。

  关于出口信用费用,公司采取的利率与台湾地区内销售的利率水平不一致,调查机关暂采用台湾地区内的销售计算信用费用时所采用的短期利率计算出口信用费用。关于该公司主张的出口退税,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该金额是否为实际发生的退税数额及所发生的原料的退税金额是否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因此,调查机关暂不予接受该项调整主张。

  4.台湾地区尚兴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SHANG SHING STEEL INDUSTRIAL CO.LTD , TAIWAN)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在台湾地区的销售情况。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台湾地区内销售的总量及具体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的相应的总量及相同型号产品相比,符合正常价值比较的数量要求。

  在审查该公司的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成本时,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材料补充了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成本中的原材料费用。

  在进行正常价值测试时,由于该公司所有的台湾地区内的销售均低于成本,调查机关确认被调查产品的台湾地区内的销售无法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故暂决定用结构价格确定该公司出口中国大陆的所有品种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调查机关以该公司提供的审计财务报告按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销售额占该公司的全部产品的销售总的比率确定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成本及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及合理利润,利用结构价格确定其正常价值。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调查期内尚兴钢铁公司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情况。调查机关初步接受了该公司提出的有关费用的调整主张和CIF 值。

  5.台湾地区烨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YIEH LOONG ENTERPRISE CO.LTD , TAIWAN)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在台湾地区的销售情况。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台湾地区内销售的总量及大部分具体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的相应的总量和相同型号产品相比,均符合正常价值比较的数量要求。因此,除个别台湾地区内销量不足其总销售的5%的型号用结构价格确定其正常价值外,大部分型号用台湾地区内的销售确定其正常价值。

  在审查该公司的被调查产品正常价值时,由于该公司调查期内亏损,调查机关初步决定采用本反倾销调查案申请人提供的台湾地区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计算其合理利润。

  在以台湾地区内销售为基础计算部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时,由于该公司未提确实的证据,调查机关暂时不接受其提出的数量供折扣和其他折扣的调整主张。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情况。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有关材料,暂时调整了国际(地区)运输费和报关费用,并根据台湾地区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港口建设费、贸易推广费、公证费和报关费的等调整项目。

  6.台湾地区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TEEL CORP., TAIWAN)

  (1)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调查期内在台湾地区的销售情况。在审查该公司的被调查产品正常价值时,调查机关认定在调查期内,该公司同类产品在台湾地区内销售的总量及大部分具体型号与出口中国大陆的相应的总量和相同型号产品相比,符合正常价值比较的数量要求,因此除个别型号因台湾地区内销量不足外,大部分型号符合用台湾地区内销售确

  定其正常价值的标准。

  在审查该公司提供的被调查产品成本材料时,由于该公司未能按问卷要求提供领料单、用工记录、机器设备工作记录和其他费用记录等以及各生产阶段间的流转单证、成本和费用的轨迹分配等能够完整证明调查期内生产成本的有关材料;同时该公司未按问卷要求提供完整且信服的年度审计财务报告,因此调查机关无法采用该公司提供的有关被调查产品调查期内的成本的材料,暂决定采用本反倾销调查案申请人提供的有关材料信息作为该公司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2)被调查产品出口中国大陆的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对中国大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情况。由于该公司在提供的六笔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交易证据中,调查机关发现每笔交易同时出现单价和总价值不同的两种发票而该公司提供的解释不明确,无法采信该公司提供的发票证据;同时该公司未按问卷的要求将该调查问卷复印本转交所有的有关出口商,仅复印转交中国钢铁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答卷,故调查机关决定不采用答卷提供的调查期内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数据,暂决定采用本反倾销调查案申请人提供的有关材料信息作为该公司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价格。

  (二)比较及价格调整

  调查机关将各应诉公司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在出口国(地区)出厂价的基础上予以比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在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基础上,采用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并对以下因素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包装费用、港口费用、信用费用、佣金以及利润等。对于某些没有证据支持的费用,调查机关依据现有最佳材料进行了调整。

  (三)倾销幅度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比较,得出倾销幅度。对于生产并销售不同型号被调查产品的公司,调查机关对不同型号产品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各型号产品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值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对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其他未应诉公司的倾销幅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1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根据现有材料做出裁定。

  经过计算,各公司的倾销幅度分别为:

  俄罗斯公司

  1.俄罗斯Severstal股份公司(JSC SEVERSTAL ,RUSSIA):9%

  2.俄罗斯新里佩茨克冶金联合体股份有限公司(JSC NOVOLIPETSK IORN & STEEL CORPORATION (NI&SCo),RUSSIA):29%

  3.俄罗斯马格尼特哥斯克钢铁开放式股份公司(MAGNITOGORSK IORN AND STEEL WORKS, RUSSIA):29%

  4.其他俄罗斯公司 29%

  韩国公司

  1.株式会社POSCO(POSCO,SOUTH KOREA):10%

  2.联合钢铁工业株式会社(UNION STEEL MFG. CO., LTD,SOUTH KOREA):9%

  3.东部制铁株式会社(DONGBU STEEL,SOUTH KOREA):14%

  4.韩国现代HYSCO株式会社(HYUNDAI HYSCO SOUTH KOREA) :12%

  5.其它韩国公司40%

  乌克兰公司

  1.乌克兰扎波罗日钢铁股份有限公司(Zaporizhstal Iron & Steel Works("Zaporizhstal"JSC),UKRAINE):16%

  2.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伊里奇钢铁公司(ILICH IRON & STEEL WORKS, MARIUPOL,UKRAINE):12%

  3.其它乌克兰公司:22%

  哈萨克斯坦公司

  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伊斯巴特-卡尔梅特公司(ISPAT KARMET OJSC, KAZAKHSTAN:21%

  2.其它哈萨克斯坦公司:48%

  台湾地区公司

  1.台湾高兴昌钢铁股份有限公司(KAO HSING CHANG IRON & STEEL CORPORATION,TAIWAN):20%

  2.台湾盛余股份有限公司(SHENG YU CO., LTD,TAIWAN) :14%

  3.台湾统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Ton Yi Industrial Corporation,TAIWAN):8%

  4.台湾尚兴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SHANG SHING STEEL INDUSTRIAL CO.LTD , TAIWAN):29%

  5.台湾烨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YIEH LOONG ENTERPRISE CO.LTD ,TAIWAN):14%

  6.台湾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TEEL CORP., TAIWAN):28%

  7.其它台湾地区公司:55%

  四、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

  调查机关对中国大陆产业所受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主要事实和证据如下:

  (一)累积评估。

  调查机关在考察了相关材料后认为,来自被诉国家和地区中每一国家(地区)被调查产品的被诉倾销幅度和进口数量不属于可忽略不计,而且被调查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以及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相同,可以对来自被诉国家和地区的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造成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

  (二)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和占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

  1.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数据,被诉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大陆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总量,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别为3650994吨、4019201吨、5110801吨,2000年和2001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09%、27.16%,调查期内年平均增长率为33.27%。

  2.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占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呈上升趋势。1999年、2000年、2001年从被诉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占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分别为36.97%、35.49%、42.03%,调查期内年平均增长率为13%。

  (三)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及其对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1.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数据,被诉国家和地区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被调查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1999年、2000年、2001年每吨分别为337.06美元、371.00美元、326.17美元,年平均下降幅度为6.24%,2000年比1999年上升了10.07%,2001年比2000年下降了12.08%,比1999年下降了3.23%。

  2.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削减导致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价格下降。2001年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削减较为明显,对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价格产生大幅度压低作用,导致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2001年比2000年下降13.89%,比1999年下降了1.58%,为调查期内的最低价,中国大陆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受到严重抑制。

  (四)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产业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的影响。

  1.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量的增长受到抑制。申请企业2000年和2001年同类产品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5.74%、5.46%,调查期内年平均增长9.82%,同期销售量分别比上年增长4.41%、5.23%,调查期内年平均增长9.13%,而同期中国大陆表观消费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4.70%、7.35%,调查期内年平均增长17.99%。中国大陆同类产品产量比表观消费量平均增幅低8.17个百分点;销售量比表观消费量平均增幅低8.86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调查期内中国大陆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受到很大抑制,产量和销售量的增长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2.销售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调查期内申请企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先升后降,后期呈明显下降趋势。申请企业2000年加权平均销售价格比1999年增长14.28%,但2001年加权平均销售价格却大幅下降,比2000年下降13.89%,比1999年下降了1.58%,为调查期内的最低价。

  3.税前利润呈急剧下降趋势。调查期内申请企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先升后降,后期呈明显下降趋势。申请企业2000年税前利润比1999年增长了53%,但2001年税前利润却明显下降,比2000年下降了41%,比1999年下降了10.53%。2001年为调查期内利润最低年份。

  4.市场份额呈逐年下降趋势。申请企业1999年、2000年、2001年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分别为43.84%、39.91%、39.12%,2000年和2001年分别比上年减少9%、2%,调查期内年平均降幅为7.5%,表明在表观消费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产业市场份额却连年下降。

  5.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申请企业2000年和2001年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增长17.43%、21.96%,表明中国大陆产业在管理和技术上不断改进。

  6.期末库存量大幅度增加。申请企业2000年和2001年同类产品期末库存量分别比上年增加-0.14%、12.14%。

  7.人均年工资呈上升趋势。申请企业2000年和2001年生产同类产品职工人均年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1%、18%。

  8.投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申请企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2.86个百分点,但2001年却大幅度下降,比2000年下降了3.56个百分点。

  9.设备利用率变化不大。申请企业1999年、2000年、2001年同类产品设备利用率分别为82.48%、81.70%、82.08%。设备利用率没有随表观消费量的增长而增长,现有产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10.现金净流量先升后降,后期呈下降趋势。申请企业同类产品的现金净流量在2000年比1999年有所增加,但2001年却出现大幅度下降,比2000年下降了8.71%。

  11.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申请企业2000年和2001生产同类产品职工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下降6.08%、18.27%,就业人数逐年下降。

  12.中国大陆产业增长明显低于表观消费量的增长幅度,也未带来效益增长。调查期内随着中国大陆表观消费量的大幅增长,申请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使总的生产能力有所扩大,生产能力年平均增长率为10.37%,但低于同期表观消费量17.99%的年平均增长率,更低于从被诉国家和地区进口产品数量33.27%的年平均增长率。申请企业同类产品生产能力扩大,产量、销售量增长,效益却在下滑,税前利润急剧下降。

  13.筹措资金或投资能力没有明显变化。调查期内,在中国大陆表观消费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申请企业筹资或投资能力并无明显提高,也没有证据表明申请企业筹措资金或投资能力受到明显影响。

  (五)被调查产品出口国(地区)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和库存情况。

  调查机关根据收回的被诉国家和地区的15户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数据了解到,该15户生产者2001年总生产能力为2933万吨,总产量为2741万吨,期末库存量为86万吨,总出口量为976万吨,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量为406万吨,占其总出口量的41%以上。仅从该15户境外生产者的数据看,被诉国家和地区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对中国大陆出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较大,其出口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存程度较高,对中国大陆出口量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较大。

  五、因果关系

  (一)上述事实和证据表明,原产于被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已经造成中国大陆冷轧板卷产业的实质损害。

  (二)调查机关对可能造成中国大陆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损害并非主要由于以下因素造成:

  1.其他国家(地区)的进口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数据,调查期内每年从被诉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被调查产品数量占中国大陆总进口量的比例一直在70%以上,而且进口绝对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进口产品所占比例均在30%以下,其他国家(地区)的进口产品影响较小。

  2.中国大陆需求和消费模式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冷轧板卷表观消费量持续增长,调查期内年平均增幅为17.99%。因此,需求变化没有给中国大陆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冷轧板卷也没有其它可替代产品,因此,不可能由于其它替代产品的大量出现导致中国大陆冷轧板卷市场的萎缩。

  3.申请企业经营管理的变化。

  调查表明,申请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良好,不存在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产业遭受损害的情况。

  4.其它国家(地区)与中国大陆生产者限制贸易的做法。

  中国大陆申请企业在调查期内没有遇到其它国家(地区)生产者限制贸易的做法,未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5.中国大陆内外正常竞争和技术发展。

  申请企业不断改进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其劳动生产率每年均在提高,其产品与进口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相似,中国大陆产业所受损害并非由于企业缺乏竞争力和本身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造成。

  6.中国大陆同类产品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调查期内每年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出口数量占销售量的比例均在5%以下,出口没有对中国大陆产业产生负面影响。

  7.不可抗力因素。

  申请企业未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事件,生产设备运行状况正常。

  六、分析结论

  上述事实和证据表明,在调查期内由于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大幅度上升,进口价格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1年进口价格下降较大,导致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大幅下降,税前利润大幅降低,虽然这期间中国大陆冷轧板卷表观消费量逐年大幅上升,但中国大陆产业的生产能力、产量、销售量的增长却受到抑制,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呈下降趋势,中国大陆冷轧板卷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对造成中国大陆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其他因素不是造成中国大陆冷轧板卷产业受到实质损害的主要原因。被诉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大陆大量低价出口冷轧板卷是造成中国大陆冷轧板卷产业受到实质损害的主要原因。

  七、初裁决定

  鉴于上述事实、相关证据和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商务部初裁确定:在本案的调查期内,原产于俄罗斯、韩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四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冷轧板卷存在倾销,对中国大陆冷轧板卷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且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00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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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现象由来已久,屡禁不绝,早已成为公安执法办案中难以克服的痼疾,严重损害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声誉,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是产生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的重要起因,极易铸成无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有的甚至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许多历史遗留的插手经济纠纷案件形成的巨额经济赔偿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插手经济纠纷案件仍在产生并酿成新的社会矛盾。要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必须深刻剖析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矫治对策。
一、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的产生根源
插手经济纠纷,表现为公安机关以承办经济犯罪案件为名,出于追求经济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故意对经济纠纷按照经济犯罪予以立案侦查,查封扣押纠纷争议的财产,利用侦查手段追缴当事人所欠债款,甚至对经济纠纷当事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还包括因认识失误错误立案,对正常经济活动进行干扰。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1、经济利益驱动主动插手经济纠纷
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公安机关承办经济犯罪案件可按照惯例扣下相当比例的所收缴赃款作为“办案提成”,“以收代侦”和“退款放人”现象比较普遍,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的权力和经济效益大得惊人。在执法环境日益规范的今天,承办经济犯罪案件变相获得被害单位好处的办案创收现象并未根绝,至少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会在办案费用上大大得益于报案单位的经济支持,远远超过刑事犯罪侦查部门的有限经费。有的办案人甚至在发现难以认定经济犯罪时舍不得撤消案件,受经济利益驱动仍千方百计收集有罪证据以图将案件最终符合犯罪条件诉出去。与此不同,刑事犯罪侦查部门对于所立的杀人等严重刑事案件,一旦发现有非正常死亡等无罪方面的证据,首先考虑的就是尽快撤案,担心留恋于刑事犯罪案件深挖细查仍破不了案而影响破案率,经济犯罪案件与刑事犯罪案件的处理态度不同不能不承认有经济因素作怪。
有的经济犯罪侦查单位立案侦查后并不急于抓紧收集证据确定案件的真实性质而是热衷于追缴所谓的赃款赃物,在案件尚未得到相应证据佐证或得到检、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可就急于返赃。在案件诉不出去时拒不撤消案件,或勉强撤消案件后迟迟不承认错误,不向被无辜立案侦查对象返还钱财,有的被害人申诉上访多年也未得到退赔。经济犯罪案件纠正难,退还错误追缴的钱财更难,主要原因不在于公安机关无权将错返的钱财再追回来,而在于办案单位和侦查员不愿将已得到的经济实惠再吐出来。公安机关利用侦查追缴扣押权力已强行改变了经济纠纷双方对财产的原始占有状态,办案单位和侦查员已得到了报案者的经济赞助,或是在提前返赃时已扣下了一定比例的办案提成费用,已不可能简单地将财产占有状态恢复原状。因长期被人为抵制难以纠正,公安机关利用强权干预经济纠纷形成的企业停业破产及银行利息等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向被害人返款和赔偿也越来越难。
非常可观的办案效益甚至造成有的警察铤而走险,为攫取办案提成不惜担当职业讨债人,利用公安职权搞创收,故意干预经济活动,随意插手经济纠纷,人为制造经济犯罪案件。如有的公安机关把明显是经济合同纠纷或债务纠纷的案件,立为诈骗案件,为一方当事人追款讨债,不办理法律手续,随意冻结、划拨另一方当事人在银行的款项;有的借口被扣缴财产者确实在经济往来中欠对方钱款而拒绝承认插手经济纠纷,拒不返还被扣缴的财产;有的借口经“返赃”收受财产的企业已破产或当事人已去世,拒绝从公安机关支付赔偿款;有的为逃避法律责任,对追缴的“赃款赃物”让获益企业出具收据,公安机关操纵双方的钱财转移却始终不留下任何文书凭证;有的发现插手经济纠纷无法收场,就与报案者和法院私下沟通,由法院把查封扣押的财产直接从公安机关划走,继续维持因非法插手经济纠纷形成的不正常财产占有状态;有的千方百计给被扣押财产者寻找可予以处罚的劣迹,紧紧抓住把柄以堵住其申请赔偿和申诉上访之路;有的强调案件即使不符合立案条件,也仅仅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长期列为在侦案件以逃避错案赔偿责任;有的办案人在羁押当事人期间并不积极侦查案件,而是故意长时间不结案,恶意运用公安权力,企图通过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施加压力,采取类似绑架人质的手段达到为报案人索要欠款的目的。
插手经济纠纷有时还与地方保护有关,有的公安机关从狭隘的局部利益出发,违反公安机关办案权限和案件管辖规定,越权办案,违法抓人,为本地企业追款讨债。基于保护地方经济的需要,有的公安机关到异地办案,不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暗自行动,强行抓人,甚至有的法律手续不完备,不向当事人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扣押、查封、冻结案件当事人的合法财产,违法处理所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非法收受案件当事人的财物等。有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地方政府进行行政干预,动用本地警方介入债务纠纷,胁迫对方签订还款协议,以续上诉讼时效。被立案的犯罪嫌疑人,随时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危险,在此情形下“自愿”达成的还款协议,内容大都不公平,运费、损耗、利润、利息等基本得不到保护。
2、主观认识失误被动插手经济纠纷
许多经济纠纷当事人认为遭遇生意对方欠债不还,最便捷有效的讨债方式就是借助公安机关的权力逼迫对方还账。他们故意夸大欠债事实歪曲债务性质甚至虚构票据账目证据使公安机关相信发生了经济犯罪,诱导公安机关干涉经济纠纷,以经济犯罪案由入手变相追讨债务,迫使对方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被立案侦查进行刑事责任追究地位而达成所谓还款协议。借助公安力量讨债,远比通过诉讼程序二审终审才能生效的做法快捷,又不担心经过法院审判胜诉后执行难问题。一些有污点的欠账人,担心公安机关的介入发现其他违法问题,对其施加公安压力迫其还债一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报案人明知公安机关对经济纠纷无权处理,因自感心虚而在期望依赖公安权力非法满足讨债要求时,一般愿意付出更多的办案费用或留下更大比例的办案提成,往往积极主动向侦查机关捐赠钱物,以此加大对经济犯罪侦查人员的诱惑。
经济纠纷应由有关企事业单位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无权介入经济纠纷案件,但有的侦查员对此并无确切认识。俗话说,无商不奸,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的经济活动,难免出现不诚信行为。有许多警察自以为有权掌管一切不公平之事,即便是经济活动中的违反诚信原则的民事欺诈行为,也有权过问和处理。有的从警多年已形成警察就是管人者思维定势的同志,对自己作为国家专政机器执行者的身份角色定位过高,对经济争议案件进行审核时常常超越公安机关只负责构成犯罪的少数案件的有限权力,对经济活动中的民事违法行为也经常动用公安权力予以惩治,甚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后已做出生效判决的纯粹经济纠纷案件也敢于原封不动拿过来以经济犯罪再立案侦查一番。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后,由于公安特权的介入,不仅使得纠纷的解决形势错综复杂,而且因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对当事人赋予的申辩权限截然不同,被迫卷进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经济纠纷当事人在公安强权之下,常常最终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危险。经济纠纷如通过民事审判程序来查明确认,必然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主张赔付权利者负举证的责任,经开庭审理质证,争议双方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透彻申辩,最终由经济审判机关公平裁判。如果经济纠纷被人为拉入刑事犯罪侦查程序,公安机关不是审判机关,侦查员不必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给予争议双方质证权,更不可能要求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发表主张,反之却以限制一方的人身自由为前提使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就同一个经济纠纷事实而言,是通过民事审判程序还是通过刑事侦查程序来查明,其程序、原则、标准等条件都是不同的,处理结论也极有可能截然相反。公安机关侦查员必须警惕在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由于公安权力对经济争议当事双方打击与保护的作用力方向相反,自然会形成有罪证据偏多的情形。民事审判程序中的证据之间如果相互矛盾而无法查明事实,审判员可以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依据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由举证不能的一方承担不利结果。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出现证据不足犯罪事实无法认定情况后,如公安机关不能理智地依据“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撤销案件,必然堕入插手经济纠纷的泥潭。
在司法实践中,将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诈骗、将所有权纠纷认定为刑事侵占,这是公安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时常采取的两种主要办案形式。有分析表明,在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和侵占罪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这两类犯罪案件,在排除了故意插手经济纠纷因素后,最终被法院判决无罪的比例仍比较高。客观原因是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侵占犯罪与所有权纠纷的界限很难区分,立案标准难以掌握,取证难、查处难。主观原因是侦查员对经济犯罪的理解往往带有警察的职业思维习惯,对可疑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断定均倾向于有罪,不能以平常心态和公平观念进行衡量,因而与法官的最终判决不相一致。
因对政策、法律理解不清和主观能力问题而插手经济纠纷的,若在发现错误立案后及时自行纠正,可避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但办案人必须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一般说,只要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就会干扰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和损失。民事审判中根据证据认定事实的程序有严格的标准和限定,在刑事侦查中根据证据认定事实的程序却没有相应严格的标准和限定。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存在着可能滥用职权、非法认定事实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由此必须强化法律素质和业务本领锻炼,提高辨别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办案能力,增强判断处置的准确性。
二、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的根治对策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早已引起各级权力部门重视,公安部三令五申强调严禁插手经济纠纷。严肃要求公安机关不得随意超越职权范围,以查处诈骗罪为名,干预经济纠纷,替当事人追索欠款,从中提成牟利。禁止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去插手经济纠纷问题。中央政法委指出,要把制止插手经济纠纷的问题,提高到反对腐败,维护党和政府形象,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高度来认识。 笔者认为,强化插手经济纠纷问题的根治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对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应该准确辨别
由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形成的市场经济领域内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必然增多,修改后的刑法规定了许多新罪名,涉假、涉税、职务侵占等大量案件的侦查权新交给了公安机关。新型经济犯罪案件情况均非常复杂,有的是专业型、智能型犯罪;有的是一般经济违法行为因“数额较大”、“后果严重”或具有“严重情节”等升格为经济犯罪的;有些经济案件相关人员拒不作证,账目、销售额、经营额及非法获利数额难以查清;有些经济犯罪的法律条文规定得过于原则和抽象,对于法条中的数额、后果及情节等法律没有具体的规定,案件定罪标准不好掌握;有些经济犯罪案件和民事纠纷案件交织在一起,办案人分清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难度加大。
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必须充分认识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性和办案工作的艰巨性,提高办案人的法律素质,不仅要熟练地掌握《刑法》,还要学习掌握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熟悉经济管理知识,掌握查阅分析企业账目等侦查技巧,提高办理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的水平,真正实现打击破坏市场秩序的经济犯罪同时避免插手经济纠纷。 如,每一位经济犯罪侦查员都要清楚了解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区别。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表现形式包括,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经济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者在履行合同中,一方有意违反合同的某项条款,使合同另一方遭受损失,从而引起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发生争议。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查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有无通过欺骗方法签订合同以图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要注意分析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有无采取欺骗手段,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违约后有无承担违约责任的表示或行动。
2、对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必须严厉惩戒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不解决,势必削弱公安能力,严重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大潮里的绊脚石。插手经济纠纷行为与公安机关“立法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完全相背,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警察腐败,办案者滥用警察权力,漠视甚至侵犯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必须依法严厉惩处坚决根除的社会毒瘤。
要从立案权力互相牵制和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各方面堵住插手经济纠纷行为产生的渠道,特别是要有胆识和魄力坚决清除为公安机关自身解决经费紧张问题而“为公”插手经济纠纷的单位违法违纪问题。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如在承办案件时接受具有利害关系的企业和个人的捐助和馈赠,就会对以后执法活动中的公正性造成潜在影响,有可能对提供赞助者的违法行为高抬贵手,难以秉公执法。在案件未由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前就接受捐赠,属于变相为案件定调,有可能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办理经济案件时接受捐赠还可能使公安机关形成执法偏爱,热衷于侦破那些有“感谢”、有“好处”、有“表示”的案件,破了案,社会反响好,自己也得利。对没“好处”、没“油水”的案件,故意推诿拖拉,消极怠工,这势必会导致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驱利”倾向,导致办案“向钱看”。 公安机关行使国家职权介入经济纠纷帮助企业追回损失而接受其捐赠,不利于社会利益的平衡,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加强公安机关能力建设的大忌。
综观《国家赔偿法》颁布后进行错案纠正依法赔偿的办案实践,公安机关真正纳入赔偿程序的插手经济纠纷案件非常少,而对错案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和经济追偿的更少,错误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与错误办理刑事犯罪案件在社会上造成的反响和引起公安决策者的重视程度都有很大差距。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屡禁不绝,不能不承认与责任追究未真正落实有关。有的插手经济纠纷案件造成被害人巨额经济损失,将扣押财产错返给纠纷另一方无法追回,长年超期羁押的当事人最终被法院宣判无罪,无论后果多么严重都对承办人及其主管领导任职和升迁毫无影响。对错案办案人不予任何处理实质上就是放纵类似行为继续发生,在执法者自身理性素养和法律意识尚不能约束其不涉足违法违纪领域时,更不可能幻想其自我感悟自责不再危害他人,只能即希望于组织施与的严厉而痛苦的外部惩戒刺激来进行行为修正和经济弥补。
3、对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可以依法诉讼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难以区分问题,有的公安机关以履行刑事诉讼职责为名,实际上在实施插手经济纠纷的行政行为,故意滥用两种不同性质的职权,人为地模糊其行为属性,而《行政诉讼法》却无法干预,使得插手经济纠纷行为不能经过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得以纠正,在体制上为公安机关逃避司法审查提供了可能,被插手经济纠纷的企业和个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很难畅通。如果法院仅从程序上区分公安机关的两类行为,那么就难以发现公安机关在形式上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而实际上即在实体上实施越权或滥用职权插手经济纠纷的行政行为,公安机关完全可能利用合法的程序规避实体问题。
有许多侦查人员认为,一旦刑事立案,法院就不应受理由此提起的所谓行政诉讼。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进行立案侦查,如果公安机关因判断失误或是出于刑事侦查以外的目的错立案、乱立案,不管是嫌疑人客观上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实施的是不是真正的刑事侦查行为,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都可以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或由《国家赔偿法》来调整。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及侦查已有足够的制约机制和救济途径,根本不需要法院对此进行干预和介入。
实际上,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目的的合法性及侦查行为的真实性确实存在着可受怀疑的一面。立案随意性有可能会导致公安机关借行使侦查权为名而大量规避法院对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仅凭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不足以证明公安机关所实施的就是真正的刑事侦查行为,相反有可能是公安机关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在遵循行政审判不审查公安刑事侦查的原则下,对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进行审查,如审查结果确系刑事司法行为,则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体现出法院行政审判对公安刑事司法权的充分尊重。反之,如审查结果被诉行为系具体行政行为,则及时再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也体现了对行政诉权的保护。如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滥用职权,法院则要么依法判决撤销该行为、要么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如被诉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还可判决公安机关做出相应赔偿。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诈骗等经济案件不存在行政执法的性质,只有符合刑事侦查行为的条件,才能排除插手经济纠纷。法院的任务,就是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判断是否能据此推定某公民或单位已涉嫌犯罪以及应对其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法院在审查中发现其行为只涉及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不具备犯罪嫌疑时,可以认定被告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属越权行政行为,而非司法行为。
4、对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实行立案监督
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没有明确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权限,刑事案件立案后,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以外的所有强制性侦查措施,而无需任何司法审查程序。插手经济纠纷非法立案这类问题不能及时被监督机关发现和有效纠正,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职权制约受到限制,在监督范围上存在严重缺陷。
立案作为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是开展刑事侦查的前提,其内容包括受案、审查、决定立案或者不立案等具体的诉讼行为。立案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调查,随后很可能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对被立案者的人身、财产等权利进行限制、剥夺。如果不将立案纳入法律监督范围,等于认可公安机关自行处置经济犯罪案件,避免插手经济纠纷只能指望公安机关提高自身认识加强自律。只有从立案这一诉讼的源头上把住法律关口,才能实现对当事人基本人权的有效保护,多渠道及时发现和有效纠正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规范公安立案活动,保障整个刑事侦查活动依法进行。
应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不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的理由,公安机关应当做出说明。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说明的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撤销案件,公安机关不予撤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执行。”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公安机关尽早取消对经济纠纷当事人财产的扣押追缴,及时释放嫌疑人,减少损失。对公安机关的所有立案情况检察机关均应有知情权,可通过与公安机关联网并从网上查阅、调取卷宗等有效的手段掌握其受案和立案情况,增强公安机关的受案、立案透明度,利于检察机关获取更多的案件线索和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也可杜绝随意立案的现象发生。
作者简介:张军,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2003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山矶分校,刑法硕士。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原大连市公安局法制处副处长。
Email:mikezhangjun@163.com


  今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诸多条文的修订给新民诉增色不少。其中,民诉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有关诉讼代理制度的修改对公民身份代理问题给予了较大完善,切实限制了代理人范围。

  原民诉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修改后的民诉法删除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1)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3)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如此可以得出,法律对公民代理的范围及权限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制,严打“黑律师”的非法牟利行为,避免可能的“关系案”泛滥。通过规范民事诉讼代理行为,来有效防止少数诉讼掮客误导当事人、借诉讼谋取私利、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亦规范专利代理人以公民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问题,即专利代理人经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可以公民身份在专利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而实践中其他涉及商标、版权等维权案件对于诉讼代理问题在民诉法尚未做出严格要求之时,代理人通常以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法务名义代理案件。从性质上分析,这种代理公司已成为专门知识产权维权团队,相当充为中介角色,以批量化的运作模式进行集中取证、集中维权代理。这柄双刃剑式的代理一方面使得近年来知产维权案件膨胀化增长,知产保护意识进一步提升,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维权成本,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维权方式也暗藏商业化批量维权、变身职业“维权杀手”。在法治尚未充分完善前,很容易背离知产维权的初衷,可能导致合法权利的不正当滥用。

  新民诉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权力,明确了律师在代理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者的骨干作用,但因此而删减的“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是否亦绝对化认为严禁其他公民代理呢?实际上律所并不能完全覆盖社会对于各类法律服务的需求。一些专业的知名专利商标公司或专利商标事务所、知产代理公司作为法律服务团队往往以其更强的专业性,明确的收费标准,成为维权者选择的重点,特别是涉外企业在国内的知识产权维护。如若这些代理公司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拥有高品质的工作团队,那么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权来说亦为不错的选择与福祉,成为法律行业的有益补充。事实上在面临民诉法修改后,一些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商标事务所等为诉讼业务也在寻求出路,往往选择了变通方式,挂靠律师所或干脆提供虚假证明以权利人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出庭,实则是换汤不换药。

  知识产权作为企业乃至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资源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如何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的代理制度,笔者认为亦是今后知识产权司法与立法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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