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本市地方性法规程序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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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允许各共同诉讼人单独起诉、被诉，而不强制他们必须共同进行诉讼，当且仅当共同诉讼行为发生时才具有统合确定性之诉讼。本文剖析了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存在的问题：我国并没有设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未将必要共同诉讼予以细分，对可以允许分开审理的案件，法官却滥用职权追加当事人，损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本文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对我国的类似必要共同制度进行研究。在我国设引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有助于与实体法相协调，以便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实现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保护当事人的处分权，更加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节约司法成本。


　　一、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现状

　　当前我国以诉讼标的为准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前者的诉讼标的是共同，后者的则是同一种类的。依照我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至第56条的规定，诉讼标的共同的必要诉讼有九种类型。我国立法将应当作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对待的共同诉讼当作必要的共同诉讼来对待。比如有关按份共有、继承、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的共同诉讼。在这些诉讼中，有关共同诉讼并非必然要共同参加诉讼，而是享有单独起诉、被诉权，而我国当前立法并没有专门设计出一种共同诉讼制度——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来与之对应，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域外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相类似。

　　此外，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也疏漏了这样一种因同一事实或原因引起的具有牵连关系的诉讼。除诉讼标的共同与同一种类之外，还存在一种诉讼标的有牵连的共同诉讼。数名当事人之间不是拥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与义务，而是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各个权利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性：比如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法院在碰到此种类型的案件时将如何处理呢？如果按照必要的共同诉讼来处理，则因为数名当事人之间并不是存在共同的权利与义务，因而，法院无权这样做；如果按照普通的共同诉讼处理，则法院的判决会波及到其他当事人，而这又与普通的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判决具有独立性这种规定相矛盾，因而，法院也不能按照普通的共同诉讼处理。针对这种类型的案件，我国法律便出现了法律真空。

　　二、我国设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从宏观的角度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有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进步。因而，我们有必要引进该制度。

　　（一）与实体法相协调的需要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是以实体法上的共同请求权为基础的，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除此之外还具有单独请求权，尽管实务界中将共有财产案件视为必要共同诉讼，然而这仅仅是针对共同共有而言的，具体到按份共有，共有人可以单独主张其份额，在这种共同共有关系中，各个共同人享有单独的实体法上的处分权，在这一点上，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则大有不同。因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享有实体法上的单独请求权。

　　（二）维护当事人的处分权

　　共同诉讼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起诉、采取何种方式起诉，但我国法院对某些本来可以分开审理也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均视为应当合并审理。法院利用自己的职权强制追加当事人，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职权主义的表现。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个人本位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将必要共同诉讼作出划分，引进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方便当事人的需要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有助于缓解当事人适格的要求。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并不像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那样，必须所有的共同诉讼人都参加方为适格，这样严格的条件不能使得当事人便捷的起诉，不能够帮助法院迅速的判决，因而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引进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实质上是缩小了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从而扩大了当事人适格的范围，强制所有共同诉讼当事人一起进行诉讼的案件类型降低了，使当事人更容易提起诉讼，更利于缓解当事人适格的要求。[1]更加方便当事人，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关怀。

　　三、我国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制度设计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具体制度设计包括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成立标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地位。

　　（一）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成立标准　　　　　　　　　　　　

　　统合确定可以说是判断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重要标志，然而，理论界对统合确定的范围有所争议。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统合确定涉及两个问题的权衡——处分权保障与统一裁判。因而，我们在确定统合确定范围的大小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两个问题的取舍。一方面，如果扩大统合确定的范围，则必定有利于裁判的统一性，但是这样势必损害当事人的处分权；另一方面，如果缩小统合确定的范围，则必定有利于当事人的处分权，但也不利于裁判的统一性。

　　鉴于裁判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这里就有必要使得处分权保障向裁判的一致性作出一定的让步。因而，我们可以适当扩大统合确定的范围。但是如果适用论理上的统合确定学说，则会使得判决过于重视裁判的一致性，而忽视当事人的处分权。笔者主张采取法律上的统合确定说，也就是说，既包括诉讼法上的统合确定又包括实体法上的统合确定，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统合确定不仅是指既判力由一个共同诉讼人波及另一个共同诉讼人，而且还包括诉讼标的在实体法上具有不可分的情形，从而实现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实现裁判的统一性二者之间的平衡。

　　（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

　　在确定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标准之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便较容易确定。笔者主张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以广义上的统合确定性（诉讼法上的统合确定性与实体法上的统合确定性）为指导。总的来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包括的案件类型包括：因同一事实或原因而提起的形成之诉或者确认之诉(例外情形下的给付之诉)；因诉讼上代位而提起的诉讼；因诉讼法上的统合确定性而产生的诉讼；因实体法上的统合确定性而产生的连带责任之诉；以及其他不属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类型主要有：

　　1、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是指虽然数名侵权人起初并没有共同侵权的过错，但是实际上却又因为偶然因素而致使同一损害。其特征为：首先，各个行为人起初并没有共同侵权的过错，即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其次，各个行为人实际上却又因为偶然因素而致使同一损害。既然数名侵权人没有共同过错，那么法律上就不能按照共同侵权来判案，而应当按照各个侵权人的过错大小来确定他们的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同时各个侵权人又是基于同一事件而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因而，法院应当对其作出统合确定的判决，将整个侵权案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不能是有的共同诉讼人胜诉，有的共同诉讼人败诉。侵权法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基于偶然因素而因数个行为而致使同一损害，这时便不能按照一般侵权责任处理，要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只能要行为人责任自负，仅对自己的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负责，比如，原告吴某与被告匡某、杨某、丁某均系被告临泽镇中心小学4二年级（1）班学生。2002年4月22日下午，被告杨某从家中带来一根缝纫机用针，将其拿到学校，被告丁某叠了一只玩具纸飞机，将被告杨某从家中携带来学校玩耍的的缝纫机用针固定在其叠成的纸飞机前面，将易伤人的针尖露出。结果，被告匡某在玩耍该纸飞机时，该机上针尖伤害了原告的眼睛。[2]本案中，被告匡某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原告吴某的人身损害，而被告杨某与丁某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但是却为这种损害的发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因为本案系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三被告并不是承担连带责任，而是按照各自原因力的大小而分担责任。但是各个侵权人之间又因为吴某眼睛损害这一侵权事实而具有牵连性，因而应当统合确定。

　　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中，某些情况下，受害人有时不能寻找到部分侵权人，这时如果要求所有的侵权人必须齐全才能进行诉讼，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损害了原告的处分权，而不利于对原告的救济。

　　2、因同一事实致不同受害人损害的案件。此种类型的案件中，同一个侵权人侵害了不同主体的权利，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数名共同诉讼人并不是享有共同的权利或者履行共同的义务，数名共同诉讼人提起的诉讼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但是却是基于同一事实，因而会发生一定的牵连关系。所以法院有必要做出统合确定的判决。比如，被告的生活污水多年来直接排入民众房屋旁边的路面上，而原告四人的鱼塘地势相对较低，因而被告的生活污水后又直接流进原告吕某的鱼塘中，原告吕某所养的鲢鱼死亡。后来经环境保护部门派员到现场察看，认为原告的鲢鱼死亡系被告所排的生活污水所致，因而，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肖某、吕某、熊某的鱼塘有相距较近，污水便从吕某的鱼塘渗透到肖某的鱼塘中，又从肖某的鱼塘渗透到吕某的鱼塘中，造成原告肖某、吕某鱼塘的鱼于2006年3月全部死亡，现在污水又渗透到熊某的鱼塘中，并已经发现了死亡之鱼。[3]本案中，数名原告基于同一侵权事实而受到损害，因而法院必须统合确定判决。

　　3、不同责任形式主体因同一事实致同一人损害案件。在此种类型的案件中，数名责任主体基于不同的责任类型而损害了同一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此时，被害人可以单独起诉任意一名被告人，也可以共同起诉数名被告人。共同被告人此时承担的是不同类型的责任，因而被害人对他们提起的诉讼的诉讼标的不同，并且，各个共同被告之间并无共同的过错，因而连带责任在此并不能适用，但是各个被告却因同一事实对同一人造成了损害后果，基于同一事实发生了牵连性，故而，法院应当作出统合确定的判决。比如，黄某为本案的原告，吉某、黄某、B单位（以下简称农坝小学）为本案的被告，本案中，被告吉某、黄某与王海洋、王永洪因酒后闹事，便共同钻进农坝小学，在男生宿舍中用拳脚、皮带、木棒将与该四人并无恩怨的原告伤害，原告的伤害经鉴定为九级。本案中原告的伤害系被告吉某、黄某的侵权行为所致，此外农坝小学因为管理行为疏松也要负违约责任。[4]二者可以视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虽然不是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法院必须统合确定两被告的责任。

　　4、因同一法律问题而形成的确认之诉或者形成之诉。在此种类型的案件中，数名原告共同诉讼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或者形成之诉，因确认之诉或者形成之诉中，虽然不同的原告之间起诉的诉讼标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因而，法院要做出统合确定的判决。比如数人提起的撤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之诉、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比如我国新《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在这样的诉讼中，法院允许单个股东提起诉讼，而不是强求所有的股东必须全部参加方为适格，因为，若要强行要求所有股东均参加诉讼，可能会导致大家的意见不是那么一致，而无法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承认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例如，原告孔某起诉被告B单位，认为B单位以80万元总资产为基数收购离开公司人员的股权，但是事实上公司的总资产远不止80万元。B单位的此种行为明显违法，对股东们来说显失公平，因而孔某有权诉请法院撤销该股东会决议。[5]本案中，若有些股东考虑到诉讼的司法成本，愿意接受这样的价格，那么强行要求其他股东进行诉讼，则违背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因而，公司法中允许单个股东起诉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表现。
规范领导干部家属从业行为有利反腐阵线前移

杨 涛

为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业行为，近日，广东省纪委已建立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业信息数据库，并将该项工作向全省发出通知。（《信息时报》4月20日）
从近些年披露的一些大要案来看，领导干部的腐败往往与为其子女、妻子谋利有关。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他利用一省之长的特殊权力大肆为儿子李勃所办的公司牟利，使其在短短６年时间里，敛财２０００多万元；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插手行政事务，为其儿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深圳市原市委副书记刘涛利用职务便利，向四家国有企业领导打招呼，使其儿子获取建设工程，从中牟利。
这些案件都是沿着这么一个共同的轨迹，那就是领导干部在某地任一方父母官，而其子女或者妻子则在其管辖的地域内下海经商，从事与官员职权有关的职业等等，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走向腐败的深渊。这里面，有本来就有心搞腐败的官员纵容其家属在其管辖的地域从事与其职权有关的职业，利用这一平台进行权钱交易；也有的是官员的家属自己从事了与官员职权有关的职业，千方百计要求官员为其谋利，官员碍于亲情，不得不违反规定为其谋利，发展到后面狼狈为奸，共同“经营”腐败事业。实践证明，领导干部的家属在其管辖的地域从事与官员职权有关的职业，其背后往往就是权钱交易，破坏市场秩序，与民争利，群众反映极大，已经成为腐败的温床之一。
为此，中央纪委多次提出，要坚决落实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的有关规定：不准省(部)、地(厅)、县(处)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异地注册登记后，到该领导干部管辖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不准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利用该领导干部的职权为他人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从中谋取私利；不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其他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谋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条件。
广东省纪委建立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业信息数据库，正是基于领导干部家属从事与其职权有关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弊端，在腐败可能产生的前沿，设置了一道防线，也是具体落实中央纪委规定的表现。这一从业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让纪检监察机关更为准确地掌握领导干部家属的从业情况，了解有无违反中央规定的情况，及时纠正和查处，从而使领导干部不能利用其家属从业的便利来谋利，使腐败行为在萌芽的阶段就及时扼杀。这一制度将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一把利器。
然而，我们希望这一制度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样，不要流于形式，使一个好的制度成为一种摆设。所以，我们期望，一是这一制度要让公众参与进来，让公众有知情权，因而，需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业信息向公众公开，让公众知道让有权举报不实情况；其二是发现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业情况瞒报、故意不报及拒不整改的，要有制度性的查处措施，让其真正遵守家属从业规范。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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