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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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意见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意见
农医发[2011]28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5号，以下简称《意见》）精神，按照深入推进农业依法行政的总体部署和要求，转变政府兽医工作职能，切实履行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监管职责，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现就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动物卫生监督是政府兽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严格执行国家动物卫生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和有关动物防疫活动的监督管理执法，严厉打击饲养生产、屠宰加工、储藏运输等各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为推进兽医依法行政，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动物产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是今后兽医工作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任务，是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切实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职责，是加快转变养殖业发展方式，深入推进农业依法行政，促进兽医事业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动物卫生监督亟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一些地方对动物卫生监督在兽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重视不够，重许可、轻监管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健全、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手段不强、执法力度不够、执法行为不规范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动物卫生监督与实现重大动物疫病从目前有效控制到质的根除的根本性转变，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负总责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认真加以解决。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认识，调整思路，创新机制，增加投入，严格管理，全面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
二、明确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目标和职责划分
（三）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目标。整合现有兽医行政执法资源，理顺兽医行政执法体制，健全完善动物卫生法规标准，创新动物卫生监督体制机制，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投入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职责明确、行为规范、执法有力、保障到位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全面履行和落实动物卫生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法定职责。
（四）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职责划分。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负责相关规划、政策、标准规范制定并组织实施。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动物防疫法》规定和受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委托，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及其他有关动物防疫活动的监督管理执法，承担动物产品安全监管相关工作。上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指导下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工作，下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规定定期向上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工作。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构等技术机构要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持。
三、切实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队伍建设
（五）加快推进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建设。省、市、县三级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现有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等各类机构及其行政执法职能进行整合，组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具有独立的银行帐号。在乡镇或区域设立动物卫生监督分所作为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派出机构，名称统一为“××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分所”。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使用统一的执法标识，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六）切实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管理。各地要综合本地养殖业发展和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需要，科学测算和配备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加快推进官方兽医制度建设，对现有在编、在岗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抓紧明确其官方兽医身份。加强对执业兽医、乡村兽医等兽医专业人才的管理，采取签约、聘用等有效形式，协助官方兽医开展动物检疫等执法辅助工作。完善培训、考核、奖惩制度以及人员招录制度，建立一支政治硬、作风正、业务精、纪律严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
四、创新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监管机制
（七）强化全程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按照分类管理与分级指导结合、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督并重的原则，严格动物防疫条件审查，规范跨省检疫审批，强化检疫出证管理，推进检疫申报点建设，创新产地检疫与屠宰检疫监管模式，进一步加大对饲养生产、隔离、屠宰加工、经营储藏、运输等活动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度。加快推进基层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建立健全跨区域案件联防联动机制、检打联动机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以及部门间执法协调协作机制。
（八）健全完善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国家级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构负责实施全国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各省动物卫生风险评估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各省畜牧兽医部门要建立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构，及时对辖区动物卫生状况、动物及动物产品卫生安全水平、畜禽养殖屠宰加工企业生物安全管理水平等进行风险评估。根据动物及动物产品不同风险状况，确定动物卫生监管重点和检查频率，实施风险管理。强化源头管理，指导养殖生产者遵循良好的健康养殖和兽医卫生规范，有效降低动物疫病等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风险。
（九）实行区域化动物卫生监管制度。国家对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监管实行区域化管理，逐步提高全国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水平。强化活畜禽跨省调运监督管理，逐步推行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产区销区联动制度，严格出证官方兽医和出省检疫合格证明管理，督促落实产地和企业动物防疫、动物产品安全责任。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评估工作，积极申请国际无疫区评估认证。鼓励和引导畜禽生产企业开展生物安全区建设，加快提高畜禽养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十）实施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可追溯管理。按照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踪、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究的基本要求，加快推进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调整完善建设思路和技术路线，提高建设质量和实际应用效果，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全程可追溯管理。建立全国统一的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实现检疫审批、官方兽医出证、跨省调运监管等业务信息的统一管理，全面提升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水平。
五、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建设
（十一）健全完善动物卫生监督公共财政保障机制。依照《动物防疫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履行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职责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以及监督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人员培训、动物卫生监督证章标志等工作经费，应严格全额纳入当地财政预算，从根本上解决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作为政府公共服务法定职能的定位问题。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进一步研究完善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财政转移支付、无害化处理补助等专项财政投入政策。
（十二）继续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全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履行职责的实际需要，科学确定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标准。重点加强办公设施设备和执法办案、现场快速检测、调查取证工具等仪器设备建设，加强隔离检疫、无害化处理、可追溯体系建设和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信息化管理和应对突发重大动物卫生和动物产品安全事件的能力。
（十三）切实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水平。按照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实施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培训，强化执法人员法律知识的学习。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改进执法方式和作风，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定期开展执法案卷评查，全面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行政执法水平。
（十四）全面提升动物卫生监督技术支撑能力。根据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需要，及时调整检疫对象，确定科学合理的动物卫生保护水平。健全动物卫生监督技术标准体系，加强基层执法快速检测技术推广培训，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把关能力。加强检疫、检测、无害化处理、风险分析等技术研究。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动物卫生风险评估等机构要及时提供有关检测数据和风险预警报告，提高动物卫生监督科技水平。
六、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行政执法责任制
（十五）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和我部关于依法行政的规定，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执法督查和稽查制，以及定期培训和考核、关键岗位轮换和执法回避等制度。要认真梳理执法依据、执法职权，明确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执法人员的法定责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切实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动物卫生行政许可受理、审查、听证，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接受社会监督。要强化服务意识，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七、加强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组织领导
（十六）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来研究谋划，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分管负责同志要抓好落实，加强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组织协调、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要主动向当地政府领导汇报解决制约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重大问题，积极协调编制、人事、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部门，将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依法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落实机构队伍及各项条件保障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专项检查和情况通报等制度，确保动物卫生监督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总结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011年12月15日前报我部兽医局。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漫谈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
舒国辉 信州区国家税务局
留意并琢磨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为税收专业人员，我们发现税收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税收政策构成一片汪洋大海，税收法律则是这片海洋中的几个孤岛。在日常执法工作中也是这样，我们查阅以适用税收政策的场合要远远多于查阅税收法律的场合。可以说，依法治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税收政策治税。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为什么税收政策的数量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法律的数量和作用，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就从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产生的背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谈谈自己对这个话题所了解到的知识以及对此话题的认识。
一、税收法律：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在本质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强制、无偿剥夺，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在强调人权高于一切的西方社会，财产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因为人无财产则难以自立。因此，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对税收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税收的征收范围，以免侵害纳税人的财产权益。但国家的税收利益由于具有正当性同样不容侵害。为均衡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税收历来是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税收的要素包括税种、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等以及税收的开征和停征，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其他任何文件均不得涉及。这个原则和传统就是所谓的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展开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其明显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该规定排除了税收基本制度由其他机关规定的可能性，从而体现了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属性、税收基本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指导方针。目前，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56条的规定，该规定只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对公民在税收领域的基本权利宪法则没有提及。这个现象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认为我国在税收领域实行的还是“义务本位”的原则和立场，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法治发展潮流格格不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税收基本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和建立之中，预计不久就将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纳税人权利将被明文规定，体现出我国税收文明的长足进步。
除税收基本法外，基本的税收实体制度如税种制度等也应属于法律的专属立法权，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由法律形式予以公布。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中，税收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几部，其他的税收实体法仅仅由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作出规定。税收程序法方面的表现则好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1992年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2001年进行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其可操作性，成为我国目前税收基本法。但税收程序法无论如何重要其地位和作用均不能代替税收实体法，因此完善我国税收实体法成为我国加强税收法定主义急待解决的问题。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国家正当的税收利益。我国传统上对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功能才得以凸显，但事实上国家税收利益被侵害的现象诸如偷税、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税款、骗取国家税款等也是普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宣示的是严格“依法治税”的理念，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就是要严格地制定并实行税收法律，依法保障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合法利益。税收法律再完善，如果得不到实行，我国仍然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当前我们不仅要关注税收立法制度是否完善，更要关注税收法律的实行状况。
二、税收政策：体现税收能动主义
当代法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立法权则相对处于保守的立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行政权力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张，现代行政已经从“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被动行政演变为为社会提供最多福利的主动性“福利行政”；行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立法部门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相关的立法任务；行政工作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行政法律制度相比于民事、刑事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变化性。行政工作的变动性决定大量的行政执法制度不适合由立法机关以立法来规定，因为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动性过大将使法律失去权威而得不到尊重和实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两个国家制定了《行政法典》的事实就是证明。
在行政执法需要相关依据，但立法在客观上又不能满足行政机关的需求的情况下，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定基本的行政执法制度，具体的制度则留给行政机关本身以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形式来完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由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进行相关立法的“委任立法”不断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以取得最佳的行政管理效率。这种行政权力由被动型演变为主动型以及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状况与过程，我称之为行政能动主义。税收能动主义就是表现在税收领域的税收行政执法权力在广度、深度上的拓展，有时这种拓展延伸到立法、司法方面。向立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政策的制定，向司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行政复议等。税收立法数量偏少的基本原因就来源于当代法治发展的这个大背景。
税收政策代表的税收能动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税收行政工作变动性极大导致税收行政在本职上是依照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自由裁量行政，在税收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或者税收法律规定空间过大导致税收行政执法幅度过大时，由税收行政机关适时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作出相关规定或对税收法律的规定进行细化，就成为完善税收行政执法的客观需要。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弥补税收法律空白的作用；税收法律规定不符合税收实际情况时，可以由税收政策在适当范围内作出某种变通以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完善税收法律的作用；税收政策承担着调控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职能。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时期性、变动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比如国家为了促进或限制某项产业的发展，就要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而税收政策是基本的产业政策之一。国家给予某个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相反国家对某个产业制定比较严肃的税收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
三、约束与发展：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的矛盾运动
税收法律与税收政策各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理由，两者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在本质上，法律也是某项政策（只不过是具有长期性、基本性的政策），税收法律在本质上也是某项税收政策，因为税收法律也是国家关于税收的基本政策。但政策毕竟不等于法律，政策要成为法律，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政策还不是法律，法律在地位、层次上普遍要高于政策。在税收领域，税收政策在地位、层次上应该低于税收法律，从而税收政策不得不受税收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税收政策只能在税收法律的框架内作出规定。回归到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层次上，其实质是税收行政权不能侵害税收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税收行政政策如果突破税收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税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侵入了税收行政立法的领域。这种情况在现代法治国家虽然难以避免，但必须严格控制。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权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的突破必须严格控制，税收行政机关随意突破立法权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允许的。
税收政策必须受税收法律约束，这个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税收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政策重于法律”的状况。例如，几个税收法律在税收行政工作实践中时常会被国务院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以某种形式作出变通，有时这种变通的主体甚至是地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加强税收法律的立法工作，尽力压缩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变通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税收政策的约束和监管，如建立听证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保证税收行政权不随意超越税收立法权等。
税收政策受税收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税收能动主义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排斥、限制，但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只能按部就班，此外不能有任何能动性。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是一对矛盾，具有相互排斥性但两者同时具有相互依赖、促进性。税收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税收法律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永无变化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符合法治实践，否则法律只能是落后于实践的陈腐规定，这样的法律肯定没有生命力。法律不能变动过于频繁，但政策的灵活性就可弥补法律的这个缺陷。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税收法律规定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为税收法律的变化提供方向和内容。税收政策的变化是量变，量变到积累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税收法律的变动这一质变，税收法律变动后又通过税收政策的能动作用实现新一轮的矛盾运动。
为了保持法律鲜活的生命力，立法机关拥有的立法权力由此必须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在某种场合、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委任立法”的情况。但让步场合与让步空间的把握，本身是一项政策性十分强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处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及熟练的驾驭税收行政宏观政策的能力，以保证税收政策既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税收法律规定同时又适应不断变化的税收行政执法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7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4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7〕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7年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2月28日起施行。
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为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现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的裁定、判决，或者作出不予核准的裁定。
第二条 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的，裁定予以核准。
原判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无不当，但具体认定的某一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不完全准确、规范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者裁定。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第六条 数罪并罚案件，一人有两罪以上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其中部分犯罪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对全案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认为其中部分犯罪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可以改判并对其他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
第七条 一案中两名以上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其中部分被告人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对全案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认为其中部分被告人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可以改判并对其他应当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可以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复核程序审理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发回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提审或者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九条 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改判；必须通过开庭审理查清事实、核实证据的，或者必须通过开庭审理纠正原审程序违法的，应当开庭审理。
第十条 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第十一条 依照本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核准或者不予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应当引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条文，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规定发布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