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封山禁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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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


新余市优化投资环境规定

新余市人民政府
2004121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优化投资环境，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优化投资环境，是指行政机关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公开透明、便捷高效、公正廉洁的服务，维护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投资环境。
第三条 本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包括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所属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在本市实施垂直管理的部门，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
第四条 优化投资环境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五条 加强优化投资环境宣传和舆论监督工作，大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和“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都是形象大使”的氛围，促进本市经济快速发展。
第六条 努力提高外商政治待遇，为其参政议政提供广泛机会。
第二章 政务信息公开
第七条 下列政务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
（一）规范性文件、政策措施；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和政府预算；
（三）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
（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规划及其有关重要事项；
（五）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六）各项优惠政策；
（七）招商引资推介项目和重大经济贸易活动信息；
（八）政府采购信息和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息；
（九）土地使用权出让信息；
（十）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
（十一）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程序以及有关减免的规定；
（十二）举报投诉的方式、方法以及受理机关；
（十三）其他需要公开的事项。
第八条 政务信息可通过政府网站公开，根据其内容，也可采取以下形式公开：
（一）政务通报会、新闻发布会；
（二）政务信息公开栏、电子屏幕、触摸屏；
（三）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
（四）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形式。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索取书面信息资料的，有关机关应当提供。行政机关提供信息或者资料，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 诚信建设
第十条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由人事部门组织开展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信用评定工作，推行公务员信用承诺制。
第十一条 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市政府法制办、市合作办、市外经贸局、市工商局、市经管委等单位配合，于每年年底对本市各级政府制定的对外商优惠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各单位与外商所签合同约定给予优惠的条款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 工商、税务等应按照企业信用指标，逐步建立起企业信用档案，实行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并设立企业信用指标网页，定期披露企业信用状况信息，对典型案例予以曝光。
第十三条 税务部门应定期公布诚信纳税企业名单，除专项检查外，列入诚信纳税名单的企业，原则上不对其进行日常税务检查。
第十四条 确因正常检修须停水、停电的，应提前3天告知相关企业。对无故停水、停电或采取其他不正当行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由有关职能部门或监察机关严肃处理，追究当事人及其单位领导的责任，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第四章 行政执法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履行公务时要求企业派车接送，接受企业宴请，提出购买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行为；
（二）向企业摊派钱物，或者为企业指定中介、商业保险等服务；
（三）强迫企业订购书刊或者音像制品；
（四）要求企业报销不属企业开支的费用，索取或者收受企业财物；
（五）利用职权向企业借款、借物，推销商品，或者强迫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
（六）以招商引资或考察等为名，要求企业出资或陪同旅游观光；
（七）未经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核定，以组织企业参加各类评比、培训、学习为名，向企业收费或变相收费；
（八）利用职权要求企业提供招商引资证明；
（九）为单位、个人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在其行政管理活动中，不得任意设定行政限制行为。企业或者个人的行为，凡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不受行政机关追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
第十七条 外商企业的工作和生活用车，凡手续齐备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要及时核发证照。持有外国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驾驶证的投资者，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驾驶证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及时办理。投资者车辆正常行驶时，不得拦阻检查，更不能随意扣留。投资者轻微违章只纠不罚。
第十八条 外商企业在市区内向本市有关行政机关求助的，该机关应及时（紧急情况在20分钟内）赶赴现场并视情处理；如在外地遇紧急情况向本市有关行政机关求助的，该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与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如有必要，应尽快赶赴当地，帮助其解决困难。
第二节 审批办证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在集中办证场所免费提供《办事指南》。《办事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批项目和依据；
（二）申请条件；
（三）申办程序；
（四）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份数；
（五）办结时限；
（六）收费标准及依据；
（七）申请书示范文本；
（八）投诉、监督方式；
（九）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
第二十条 接待咨询投资、申请办证事项的工作人员，对属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咨询事项，应予以答复；咨询人要求提供相关书面材料的，应当提供；对不属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告知咨询人向有关行政机关咨询。
第二十一条 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的同一审批事项，按照“一家受理、转告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完成”的要求，在集中办证场所实行统一审核、统一回复、统一发证，有关事宜由经济环境管理机构组织和协调。
有关机关应当按时参加联合审批和现场联合勘察，及时反馈意见。主办机关应当组织有关行政机关制定办事规程。
对没有终审权，需报省审批的项目，由相关部门在3个工作日予以初审，并向上级申报。
第二十二条 在经济环境管理机构建立投资绿色通道。凡投资200万元以上的内资企业和所有外资企业，其企业设立和建设项目涉及的审批办证事项均由投资绿色通道服务体系无偿代理。
第二十三条 外商来本市投资，首先接触洽谈的地区、部门或单位对该项目必须实行全方位跟踪服务，以外商投资落户本市为原则，先接洽、后分工，先引进、后规范，先办理、后完善。重点外来项目，要确定专门工作班子跟踪服务，定期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协调帮助解决项目报批、建设及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在派驻集中办证场所的工作人员中指定1人为首席代表。对进驻集中办证场所办证的事项，原则上均应委托首席代表审批、审签。法律、法规规定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审签的，该行政机关的有关负责人应当每周不少于1天，定期到集中办证场所进行审批、审签。具备条件的，可以由进驻集中办证场所的人员先行审批办证，再由行政机关有关负责人事后进行补审、补签。
进驻集中办证场所办证的事项办结后，必须在集中办证场所统一送达有关证书。
第二十五条 申请设立企业，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其条件和法律责任。
企业在法定筹办期届满时，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对企业筹办情况进行验收。符合条件的，颁发相关证照；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第二十六条 凡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审批办证事项，有关机关应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3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第三节 行政检查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管理工作需要，制定对企业的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的年度行政检查，除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税收和环境保护外，不得超过一次，上下级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不得重复检查。
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应当包括检查范围、对象、事项、依据、时间等内容。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应当在上年十一月底报经济环境管理机构。经济环境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合法、精简的原则进行审核和协调，能够合并的，应当合并，能够联合检查的，应当联合检查，并报政府领导批准后于十二月底以前批复。
行政机关需要对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进行调整的，应当报经济环境管理机构，经济环境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7日内予以批复。
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批复的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因举报而进行的行政检查，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持有本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检查批准文书，并在检查结束后5日内报经济环境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条 实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省级以上行政机关组织的集中统一的行政检查，按照统一部署进行。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应当有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行政执法证；按照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实施行政检查的，还应当出示经济环境管理机构的批复文件。
实施行政检查时，行政检查人员应当如实填写行政检查登记簿。违者，被检查企业有权拒绝检查，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经济环境管理机构举报。
行政检查登记簿由经济环境管理机构统一印制并免费发送企业。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时，需要抽取样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得以检查为名，违规抽样。
受委托的检测、检验、检疫中介机构适用前款和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所需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
第三十三条 行政检查一律不得收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企业确有违法行为需给予罚款处罚的，应当由企业到指定的银行缴纳。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依法实施日常行政管理，不得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节 行政收费
第三十五条 除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或者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企业收取其他费用。对收取其他费用的，企业有权拒绝缴纳。
第三十六条 市财政局、物价局应当编制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并向社会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者征收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公布。
第三十七条 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取得《收费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按照规定的项目、范围、期限和标准收费；
（二）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三）出示收费依据，填写《收费登记卡》。
《收费登记卡》由市物价局统一印制，免费发送企业。
第三十九条 由市财政局、物价局制订审批办证的收费核查表。收费核查表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收费部门；
（二）收费项目和范围；
（三）收费依据；
（四）收费标准以及有关减免的规定；
未列入收费核查表的收费，申请人可以拒缴。
在集中办证场所审批办证项目的收费，由收费部门在集中办证场所开具缴费通知书，申请人凭缴费通知书向银行缴纳。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的收费不得采取强制措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节 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不得下达罚款指标。
第四十三条 行政机关依法对企业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严格控制范围和时限。
第五章 责任
第四十四条 在经济环境管理机构设立“经济环境110”（即投诉中心），实行24小时受理外商举报、投诉。对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投诉事项，受理后应立即进行协调、处理。需转有关单位办理的，有关单位在接到交办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并将办理结果答复举报、投诉人；对重大举报、投诉案件，办理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五条 建立企业周边环境治理实行责任制。凡发生哄抢企业财物，滋扰、冲击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强揽工程、强行装卸和收取保护费等违法行为的，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主要领导必须在一小时内赶赴现场进行妥善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因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力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主要领导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 监察机关、经济环境和招商管理机构每年应当不少于三次召开外商座谈会，听取外商意见，回答外商咨询。
第四十七条 由市监察局牵头，经济环境管理、招商、新闻等单位配合，每年组织一次由外商参加的政务环境评议活动，对全市所有行政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及社会公益服务单位进行评议。
第四十八条 城区所有医院应当设立外商服务窗口，外商无需挂号可直接就诊，并可先求诊后缴费；根据病情需要或外商要求，医疗单位还应当派员上门医诊。外商子女就学享有择校权，并免收择校费等一切额外费用。
第四十九条 投资者和企业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可以提出审查建议。受理审查建议的机关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投资者和企业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可以向政府法制机构或者行政机关、经济环境管理机构申诉。受理申诉的机构或者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五十条 应当向社会公开的政务信息未公开或者公开的政务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该政务公开机关公开或者改正。因政务信息未及时公开或者因公开的政务信息不完整、不准确，造成重大影响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视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并视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不提供书面信息资料的；
（二）不接待、不答复咨询人的咨询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办证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书面告知申请人应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对审批办证作出不予批准决定未书面说明理由的；
（六）不按时参加联合审批和现场联合踏勘或者不反馈意见的；
（七）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并视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一）超越职权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未报经济环境管理机构审核协调或者未按照行政检查计划实施检查的；
（四）行政检查未按照规定登记的；
（五）下达罚款指标的；
（六）向企业摊派的；
（七）为企业指定中介服务机构、商业保险机构的，或者要求企业在指定的媒体发布广告的；
有前款第（六）项行为的，应当责令退还、退赔。
第五十三条 限制外地个人或企业到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或者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市市场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视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并视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 行政机关收费、罚款不使用专用票据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财政部门责令改正，收缴、销毁非法单据，并视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接受宴请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由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并责令退赔。
第五十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视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本规定达到3次的，由政府法制机构收回其行政执法证。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条 本规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社区矫正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犯罪治理领域进行管理创新的重要成果。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为了实现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规范化，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完成社区矫正法律机制的构建。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机制应当包括适用机制、执行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在适用机制的构建中，要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和适用对象，确立审前调查评估机制。在执行机制方面，应当确立犯罪风险评估、行为及心理矫正、监督管理、评价与奖惩、扶持帮助等多项制度。联动机制包括分工合作机制与异地托管、交流服务机制两项内容。保障机制包括人员、物质保障和犯罪人权利保障两大方面。监督机制构建中，应当实现内部监督、检察监督、被害人监督和社会监督多管齐下。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 社区矫正 法律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①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来，研究并落实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方法和模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2009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现阶段我国政法工作的三大重点是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刑事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应当紧紧围绕这三大重点工作进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是我国在刑罚执行实践中为提高非监禁刑的执行效果，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在其法律机制的构建中，如何形成完备的法律机制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 社区矫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关系解析
（一）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矫正是运用行刑社会化理念，对传统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进行改革，在吸收其它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群体的作用，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扶持帮助，以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社会矫正担负着教育、矫正犯罪人的重要职责，对于犯罪的防控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犯罪的治理与防控无疑是社会管理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因此，社区矫正是社会在犯罪管理方面的重要创新活动，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在犯罪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10月在全国全面试行的。在此之前，我国的刑罚全部是由国家专门机关执行的，即便是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人也是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管的。但由于公安机关要承担的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防控等多项繁重工作，因此，在实践中对非监禁刑的执行中常常因为警力不足而出现只监管不矫正、漏管、脱管等现象。其直接后果就是轻缓刑和监外执行难以有效发挥惩罚、预防和矫正功能。社区矫正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实现了我国刑罚执行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全面推行，“不剥夺自由的非监禁刑将开始改变几千来在中国刑罚体系中‘陪衬’地位，与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共同成为未来一定时期中国刑罚的主要刑种。刑罚与皮肉之苦的关联被剥离后，刑罚之与‘牢狱’的天然联系也将面临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具有根本和长远意义，是刑罚形态和刑罚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是人类自由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可以说，社区矫正使我国的刑罚执行实现了多元化，体现了刑罚执行“非机构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改变既遵循了犯罪防控的基本规律，又能适应我国文化多元、包容性增强，节省司法资源等现实需求。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领域一项卓有成效的重要创新，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在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社区矫正法律机制的构建
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从立法层面上来看，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已经具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多年的实践中，各个地区在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程序设置、工作方式采用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矫正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等。这些在实践中已经采用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工作机制，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初步的制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已于2012年3月1日起施行，这一司法解释是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为社区矫正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方案。但尽管如此，社区矫正毕竟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把其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立法对社区矫正机制予以确认是当务之急。
社区矫正法律机制是通过立法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程序、方式、方法进行确认所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总称。这一机制应当是在总结各地社区矫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从中选取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的机制，经过合理整合形成的。经过系统研究，笔者认为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机制应当包括适用机制、执行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五个方面。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机制
1.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
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监外执行，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因此，人民法院在做出相应判决、裁定、决定的同时，就是在适用社区矫正。
2.确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在社区矫正试点、试行阶段，其适用对象为“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者、被剥夺政治权利者、被宣告缓刑者、获准假释者以及暂予监外执行者。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犯罪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存在争议。对此，《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自愿参加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活动。”本人认为，《实施办法》的规定是妥当的，因为立法并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适用社区矫正，故其并不是法定的社区矫正对象，但是由于其在社会上服刑，因此社区矫正机构有条件、有能力配合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监督，在其自愿的情况下参加部分社区矫正活动也是可行的。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是否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问题，本人认为社区矫正措施中的帮助扶助措施、心理矫正措施对刑满释放人员顺利融入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在刑满释放人员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对其适用，但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并把其与社区矫正的其他对象区别对待。因为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的社区矫正在性质上并不是刑罚执行方式，而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措施。
3.审前调查评估机制
审前调查评估机制是指人民法院在拟宣告缓刑和适用假释之前对被告人或犯罪人的居所情况、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后果及影响、社区居民和被害人意见等进行调查，进而评估是否宣告缓刑或适用假释的机制。新修订的刑法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缓刑、假释前要考虑对居住社区是否有重大不良影响，这就为审前调查评估机制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机关。”这一规定意味着人民法院既可以自行调查，也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调查。本人认为，考虑到社区矫正适用与执行的衔接以及人民法院的案件负担情况，审前调查评估的主体应当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人民法院可以派员参加调查，仅在确有必要时才可自行调查。
（二）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制
1.社区矫正主体的准入、培训机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是社区矫正机构，而司法实践中我国采用的是“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主管机关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形成，但仍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以便各部门之间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实现执法统一、保障执法公正。
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应该由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全面管理。实践中，多数地区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负责社区矫正执行的。笔者认为，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朝着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职社区矫正人员的观点是可取的。在司法行政机关下设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立社区矫正官遴选机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具体做法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聘任具备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高层次人才来担任社区矫正官，由其主管社区矫正工作，同时监督指导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社会帮教人员的矫正活动。当然，在过渡阶段，可以延续各地实践中的做法，由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管理人员和抽调的劳动教养干警等担当社区矫正管理职责，同时积极号召专业人士、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与此同时，要定期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培训，经常性地开展工作经验交流活动，以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
2.犯罪风险评估机制
在社区矫正中，要通过社会调查对矫正对象的犯罪类别、自身性格、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社会交往、人身危险性、改造态度等情况等进行定期评估，对是否存在犯罪风险做出等级评定。这一评估结果一方面可以作为制定具体管理矫正方案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发现犯罪风险因素，及时预防再犯。
3.行为及心理矫正机制
以往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中一个明显的不足是“重监管、轻矫正”。而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优势恰恰在于有效的矫正而非监管。因此，在立法中，必须明文规定把对矫正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矫正方案的拟订和执行作为工作重点。在工作中，必须针对每一个矫正对象拟定具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通过思想交流、公益劳动、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矫正工作。
4.监督管理机制
这是社区矫正机构对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机制。在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中，要采用分类型、分阶段、分级别的监管模式。即根据矫正对象犯罪类型及所处矫正阶段的不同，采用宽严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汇报的时间间隔、活动范围、劳动时间、走访和教育频率等方面实行分级处遇，设立按时报到制度、定期汇报制度、会客制度、请销假制度、迁居制度等。
5.评价与奖惩机制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要对矫正对象各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做到评价结果与奖惩挂钩，激发犯罪人矫正的积极性、主动性。具体做法是在立法中确立评价奖惩制度的基本框架，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奖惩办法。对于有违规违法行为的矫正对象，应该根据其违规违法的轻重程度，建立起以扣分、处分并附加电子监控、日报告、限制活动范围、增加公益劳动时数等处罚措施、行政拘留等行政惩戒和收监等司法惩戒措施构成的累进制的惩戒制度，实现惩戒的合理性、增强惩戒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要建立以加分、表扬、降低监管级别和减刑等构成的、行政奖励与司法奖励相衔接的累进制奖励制度，以激发矫正对象矫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6.扶持帮助机制
为了使矫正对象能够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重新回归社会，对于生活、求学、就业、医疗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的犯罪人要给予临时安置、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社会救济等帮助。这些工作既要发挥社区矫正机关的主导作用，又要政府有关部门、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的辅助、支持和配合。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规定明确相关主体的地位、任务和责任。
（三）社区矫正的联动机制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事关刑罚执行、罪犯改造、犯罪防控、社区安全、社会救助等诸多问题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③ 在运行过程中，不仅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等政法机关，还涉及到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部门。因此，为了保障社区矫正机制的有序、高效运行，各部门应当联合起来、统一行动。
1.分工合作机制
社区矫正的适用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辅助机构具有不同的职责。在实践中，他们应当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举政府和社会之全力保障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就分工而言，人民法院为社区矫正的适用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领导、管理工作，检察院负责社区矫正各环节工作的监督，公安机关配合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及惩戒，财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经费物资的保障，民政部门负责矫正对象基本生活的保障和救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对矫正对象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就合作而言，在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之间要建立完善的衔接机制，实现法律文书送达、矫正对象交接的及时、顺畅；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及时提供相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认真听取检察建议，纠正不当行为；公安、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积极主动地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支持。
2.异地托管、交流服务机制
社区矫正的执行是分区域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适应矫正对象求学、就业等需求，更好地帮助其回归社会，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中，应当建立异地委托管理和交流服务机制。在不同地区的社区矫正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的工作互助机制，跨地区地进行矫正对象的委托管理、交流服务。这样既能避免过分限制矫正对象流动而影响其发展的弊端，又能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出现。
（四）社区矫正的保障机制
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必须以充足的物质、人员保障为基础。为此，必须建立起与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相适应的保障机制。在物质保障方面，必须建立起经费划拨、筹集和捐赠等制度，为实施社区矫正提供矫正专项资金、工作场所和日常管理经费等方面的保障，逐步确立以中央财政划拨经费为基础，以地方政府提供工作场所、设置专项经费为支撑，以社会捐赠为补充的物质保障模式。在人员保障方面，应当扩大社区矫正专业人才的培养范围，在现有的社会工作、法学、社会学等专业下增设社区矫正方向，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在召募社区矫正志愿者时应当大力号召、重点动员具有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以提高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增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在实施中必须充分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因此，权利保障机制不可或缺。在立法中，应该明确规定矫正对象的人格尊严、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未被限制、剥夺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矫正对象对于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行为具有检举、控告的权利，对于涉及其权益的奖惩决定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对于可能影响社区矫正公正实施的工作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不受歧视的权利等。
（五）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
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是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因此，必须对社区矫正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及行刑腐败的发生。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专门机关监督。这一监督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两个部分。就社区矫正的适用过程来看，上级人民法院要对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进行外部监督。就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而言，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所辖区域内的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进行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有权对社区矫正的实施进行外部监督。在立法中，尤其要注意检察监督的方式、程序的设计，以保障检察监督收到实效，避免“走过场”。
第二，被害人监督。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对于侵害自己的犯罪人能否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实施情况怎样、犯罪人的实际表现如何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有表达意见、了解情况、提出异议等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社区矫正决定阶段的监督权和执行阶段的监督权两个方面。在社区矫正决定阶段，要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通过立法确认其在不服决定时拥有上诉、申诉的权利。在社区矫正执行阶段，被害人在发现犯罪人严重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重新犯罪时，有通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请求社区矫正管理机关和法院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权利。 被害人是监督社区矫正依法进行的重要力量，必须通过立法对其监督权予以确认，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保障其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第三，社会监督。国家其他机关、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及公民个人均可以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于其中存在的违纪违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具有批评、检举、揭发等权利。社会监督是专门机关监督和被害人监督的重要补充，三种监督并用方可及时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社区矫正取得良好的刑罚效果和社会效果。
综上，在《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中，应当在全面考察各地社区矫正实践模式的基础上，在立法中对社区矫正的适用、执行、联动、保障、监督等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操作可能性的机制加以确认，以实现社区矫正适用和执行的规范化、法制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