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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帮助教育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工作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1月1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帮助教育
第三章 就业安置
第四章 有关部门的责任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刑释解教人员）帮助教育安置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帮助教育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作为落实领导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应当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承担对帮助教育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
省、市、县（市、区）建立刑释解教人员帮助教育协会，协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做好工作。
第三条 帮助教育安置的主要对象是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三年之内，没有生活出路和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人员。

第四条 有条件的地区应建立用于帮助教育安置刑释解教人员的基金组织。

第二章 帮助教育
第五条 监狱、教养院（所）应当在刑释解教人员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前一个月内，向刑释解教人员原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接收单位联系，介绍其改造表现、技术培训等情况，并于释放、解教时移交有关档案材料，做好接续帮教工作。

第六条 刑释解教人员在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时，应由监狱、劳教部门通知原单位或其亲属负责接回。
刑释解教人员应在十日内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到，办理落户手续。
第七条 刑释解教人员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村（居）民委员会或其单位，对刑释解教人员应建立帮教小组，并建立帮教工作责任制，以巩固教育改造成果。
第八条 帮助教育小组成员对刑释解教人应当随时了解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被帮教人员也应当主动向帮教小组和帮教责任人汇报思想状况。
刑释解教人员的家属要积极参与帮教工作。

第三章 就业安置
第九条 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安置，应当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组织安置和自找出路相结合的办法。
第十条 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应建立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基地或安置点。鼓励个人创办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基地或安置点。
政府对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基地和安置点，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
第十一条 凡未被所在单位除名的刑释解教人员，原单位应当负责安置；对已经除名的，有安置能力的单位也要进行安置。
第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招工时，对符合条件的刑释解教人员不得歧视。
第十三条 鼓励刑释解教人员进入劳务市场，参与平等竞争，自谋职业。
第十四条 对属于农业户口的刑释解教人员，应当划给责任田、口粮田，使其生产、生活有切实保障。
第十五条 对接受教育改造表现实出和有专业技能的刑释解教人员，应优先予以安置。

第四章 有关部门的责任
第十六条 公安部门对那些恶习较深、改造效果较差，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要加强管理，对重新违法犯罪的，要依法从严打击。公安派出所要建立对刑释解教人员帮教责任制。
第十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同社会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即将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和定向业务技能培训，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和接续教育组织的建立，建立定期考察和反馈制度，总结推广帮教和安置工作经验。
第十八条 劳动部门应当承担劳动就业服务工作，积极协助街道、乡镇基层组织对尚未就业的刑释解教人员开展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主动做好求职介绍工作。
第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的刑释解教人员，要积极鼓励支持，帮助解决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引导其合法经营，守法从业，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第二十条 民政部门要鼓励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兴办实体，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对年老体弱或因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且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刑释解教人员，要给予相应的社会救济。
第二十一条 教育部门要关心、支持刑释解教人员的就学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对报考有关院校，符合录取条件者，应予以录取。
第二十二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帮教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及各种社会群团组织，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关心、支持、参与帮助教育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工作。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三条 在帮助教育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及个人，由人民政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四条 对帮助教育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工作措施不落实，出现严重后果的，地区或单位当年不得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其主要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员当年不得评选先进、晋职晋级，并视情节由有关部门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月19日
共犯过限的司法认定
赵丰琳　史宝伦

　　所谓共犯过限，又称实行过限，是指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某种超出共同谋议的犯罪范围的行为。共犯过限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犯罪行为；第二，这种行为发生在共同谋议之罪的实施过程当中；第三，这种行为是由实施犯实施的，其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第四，这种行为超出了共同谋议范围。可见，共犯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而发生的，同时又与共同犯罪有着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体现为刑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的特殊性上。由于共犯过限是由实行犯在实施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在主观上没有罪过，因此，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承担，而其他共犯只承担谋议之罪的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的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忽略共犯过限的界限，不加分析地将实践中出现的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与共同谋议之罪有着某种差异的行为一概认定为共犯过限的作法是错误的，它会导致刑事责任的错误认定，危害极大。因为如果我们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对这种行为进行认真分析，不难发现以下情形：
　　其一，这种行为虽然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实行犯实施而其他实行犯并不明知(这种“明知”包括事后认可)，但该行为并不违背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如组织犯、教唆犯等的主观意志；其二，这种行为虽然与共同谋议之罪有所差异但并不都是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例如，当共同谋议内容不太明确时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就特别需要仔细推敲。上列情况下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的主观罪过。可见，并不是与共同谋议之罪相伴发生所有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简单地将这种行为都排除在共同谋议范围之外，进而一概否认其他共犯刑事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找出这种行为与各共犯之间、与共同谋议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做出正确处理。
　　我国刑法没有对共犯过限及其刑事责任做出明文规定，但刑法关于犯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等的有关规定为我们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特别是主观罪过与刑事处罚之间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同一般刑事犯罪一样，共同犯罪中各共犯对一种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样要以其主观上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为前提，如果我们有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是明知的而且积极追求或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他们对这种行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实行犯实行的行为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下，以及在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超出共同谋议范围比较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对于其他共犯而言，应以该行为是否违背其他共犯主观意志为标准来确定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对于那些不违背其主观意志的共犯，这种行为不属于共犯过限，他们应当同该实行犯一起对这种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对各共犯的主观意志逐一进行认真分析，确定其主观状态，是认定共犯过限与否的根本途径。
　　由于共犯的主观意志一般是通过共同谋议的内容体现出来的，同时，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身份、地位不同会导致其主观意志对整个共同犯罪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对共犯主观意志的分析，应从共同谋议的内容以及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两方面入手，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首先，要考察共同谋议的内容的明确性。如果共同谋议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而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对象、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那么，凡发生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例如实施了与共同谋议性质不同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范围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程度的行为等都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但如果共同谋议内容并不明确具体，而是很概括，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体现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等，实行犯的行为只要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范围，都应视为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存在共犯过限问题，按照一般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即可。
　　其次，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考察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表现。
一、对于共同实行犯
　　实行犯是共同犯罪具体行为实施者，他们有着共同的犯罪意图，并且通过各自的行为将犯罪意图付诸实现。实行犯在主观故意上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对自己及其他共犯的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的联系性，这是确定实行犯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在共同犯罪中出现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其他行为时，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其他实行犯自始至终不知道，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没有罪过，则该行为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其他共犯只对共同谋议之罪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在场，其在客观上表现为作为——即积极参与或予以协助，或不作为——即不予制止、袖手旁观，从而对实行犯产生精神支持或鼓励，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压力或恐惧，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处于积极追求或放任的状态，这种行为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属于共犯过限，凡参与实施的实行犯都应承担刑事责任1；
　　第三，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不在场，但事后对这种行为予以认可，如大加称赞、参与分赃等，说明这种行为并不违背他们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应与该实行犯一起承担责任。
二、对于组织犯
　　组织犯在犯罪集团或其他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他们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肇事者、行为的策划者，是共同犯罪的核心，对整个共同犯罪活动起着支配、制约作用。我国刑法第26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了对组织犯的一般处罚原则，即“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首先，由于比较明确的分工是这种共同犯罪的特点，组织犯有时并不具有实行犯的身份，因此，是否亲自实施犯罪不是确定共犯过限的标准，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由组织犯所组织、策划的，这种行为就是组织犯主观意志的体现，他们对这种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由于比较明确的目的、比较周密的计划是集团犯罪的特点，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一般具有较明确的内容指向，而这些都是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组织犯)决定的，因此，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首要分子制定、组织的犯罪计划的组成部分，是为实现整个犯罪计划所必须的，不论行为的性质、危害的范围及程度，都不违背首要分子的主观意志，首要分子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一般不宜从中划定共犯过限；只有在首要分子对所组织的犯罪行为有很明确的要求，特别是有明令禁止性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明显违背这种要求时才构成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实行犯独自承担，首要分子对此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对于不具备上述特点的其他共同犯罪要特别注意在共同谋议的内容不太明确时共犯过限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的内容、范围，不是明显违背组织犯的主观意志以及当组织犯对实行犯实行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事后予以认可时都不属于共犯过限，组织犯应与实行犯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三、对于教唆犯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中犯罪意图的制造者、灌输者，同时他们不直接实施犯罪而是假他人之手实现其犯罪意图，在共同犯罪中扮演幕后策划者的角色。我国刑法第29条第一款规定了对教唆犯一般处罚原则，即“教唆他人犯罪的，应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教唆内容密不可分，其犯罪意图又是通过教唆内容具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教唆内容的研究是对这类共同犯罪进行研究的关结点。
　　在教唆犯比较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进行教唆时，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教唆内容以外的其他性质的行为，这种行为即超出教唆范围，教唆犯对此没有主观故意，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如果被教唆人只是实施了教唆之罪，还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在教唆犯只是概括地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只要被教唆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不论其范围大小、程度轻重，都不违背教唆犯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
　　第二，在教唆犯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如果被教唆人的行为超出教唆范围，即与教唆犯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属于共犯过限，教唆犯对这种行为没有主观故意，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教唆犯只对属于其教唆范围内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在教唆犯的教唆内容不太明确或毫不明确时，即概然性教唆情况下，只要由于教唆犯的教唆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并予以实施，则不违背教唆犯主观意志，都应视为教唆犯教唆的结果，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2。
四、对于帮助犯
　　帮助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他们没有直接参加犯罪的实施，但为实行犯的行为创造便利条件。由于帮助犯是在其他共犯的犯意已经产生之后而为其他共犯实现这种犯意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如提供犯罪工具、犯罪信息等，因此，帮助犯对其他共犯提供帮助时，在主观上对被帮助人的犯罪意图及其本人的帮助后果是明知的，这就决定了帮助犯的行为是有明确指向的。所以，在共同犯罪中如果实行犯实施了帮助犯意图以外的其他性质的犯罪，或实施了超出帮助犯所意图侵害的对象、危害的程序的犯罪，则违背帮助犯的主观意志，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实行犯承担，而不论实行犯是否利用了帮助犯提供的帮助3。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有从不同角度认真分析各共犯对共同犯罪中有关行为的主观意志状态，才能正确认定共犯过限及相应的刑事责任，做到罚当其罪、不枉不纵，保证司法公正。
　　
　　注：
　　1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3—504页。
　　2参见吴振兴《论教唆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3参见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996年版，第766页、第781—782页。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