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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案件的法理与法律问题/龙城飞将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1:59:25  浏览:859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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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案件的法理与法律问题——与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商榷

龙城飞将


题记:

  现代社会信息发达,热点经常转移,加上去年我国遭遇雪灾、地震等多重灾害,许霆案件渐渐地被人们忘记了。今天无意间上了原许霆一审的辩护律师吴义春先生的博客,发现他转载了赵秉志教授 的文章:《许霆案尘埃落定后的法理思考》 ,“以便用作渐忘的争鸣”。虽然时隔十个月,但看到转载这篇文章,激起我炒冷饭的欲望,于是就教授的思考时行一番思考。
  我对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们是十分景仰的,因为他们学识高,人品正,是我们普通大众学习的榜样。在刑法方面,我尤其是外行,因为我不是刑法学博士,也没有师从刑法学名师,所以在网上论坛时曾有人不是反对我的观点,而是反对我发表意见,企图堵住我的言路:“你不懂法!”我十分小心谨慎,希望说我不懂法的人能够给我指点迷津。得到的答复又是,给你们不懂法的人讲,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法学是一个专业,“需要学习十年!”还有人拿库克法官不让国王审案的故事来说明我们是多么地不懂法。但这一切不能阻止我们对许霆案件的关注与思考 。

对许霆案件的思考:N种观点,多少个是正确的?

  许霆被宣判前后很短时间内,国内几位刑法学大师陆续在《人民法院报》和其它媒体上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由于我一直关注许霆案件,所以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学习了名家们的文章。但学习之后越觉得迷惑了。
  大师们尽管都认为许霆有罪,但在论述的时候总有不同的地方,不然大师们就不会同时写出观点不同的文章了。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真理只有一个,N多个专家学者发表意见,至少有(N-1)个观点是错误的,至多有1个是正确的。必然的结论就是,至少有N-1位专家们认为别人是错误的,N位专家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这样一来,就把没有学过十年以上法律,不懂法律的我们弄糊涂了,到底哪一专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刚好又看到教授的文章,我就怀着虔诚的态度从教授对许霆案件发表的意见开始补习刑法学。
  赵秉志教授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关于许霆案件,他的观点具有重大影响力。赵教授的文章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笔者同意教授的思维方式,即就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永远是应当先定性,再定量。但笔者仔细读教授的文章之后,觉得还有许多向教授请教的地方。

问题的关键:法理问题,法律问题?

  教授在文章中说,他“早已对许霆案有所关注和研讨,但出于对司法独立的尊重以及为研讨的确切而计,待许霆案基本尘埃落定之际,方就该案定性与量刑的法理问题,略抒己见”。
  我一直认为,许霆案件争议的焦点是法律问题,不是法理问题 。人们都知道,法律不等于法理,人们日常的行为、行政机关的管理、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等,都是依据法律,不能依据法理。尤其在刑法领域,法律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得类推等原则,因此,在具体案件上都不应当仅仅从法理上去谈论许霆的罪与非罪问题,抛开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不能把司法实践中需要的具体的法律问题,等同于教科书与理论研究中的法理问题。
  我国刑事法律关于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得类推的规定对于非法律专业的人,不懂法律的人来说是大道至简,非常容易理解,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凭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其含义。奇怪的是,对许多“法律人”而言,却一定要把这些原则搞得繁而又繁,直到人们弄不明白。如果谁认为这几项规定是言简意赅,根本不用解释,就会被某些“法律人”看作是不懂法律,而且对这些不懂法律的人来说是一时半会听不懂,看不明白。
  现在再回到教授的文章上来。教授在这里显然是将写在期刊杂志、专业著作、教科书以及一部分人们头脑中的法理等同于国家的根本的法律。这样做的问题是,如果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都抛开具体的法律规定不顾,以专家学者们的“金口玉言”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岂不是抛弃了法治,进入了“口治” ?
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黄尔梅说:“对于许霆案,100个人有50个观点,50个观点说明大家看法非常不一致。争论最终要有一个结果,最终都是由法院来决定这个案子,大家还是应该尊重法院的判决” 。庭长在这里强调“法院决定”,却忽略了法院的判决来源于事实与法律的适合,查清事实,找到适合法律。从这个角度看,这50个观点最多只有一个是对的。脱离这个基础,“法院决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滥用权力之嫌。
  许多人强调法律的专业性,不想让不懂法律的人们讲话,这是不对的。再专业的法律人员,他所作出的判断也必须经得住不懂法律的人质疑。如果连不懂法律的普通人们的疑问都解答不了,这时法律人的专业水准很值得人们怀疑,或者他故意不把法律给不懂法律的人们讲清楚的动机很值得怀疑。
  实际上,法理并不能直接等于法律,所以法律的分析也不能用法理的分析来代替。法理上升到法律的层次,不仅仅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特定社会集团主体的应然的利益而定,而且要根据当时不同社会集团在立法机构中的力量所定。从法理到具体的法律有一段非常遥远的线路。
  什么是法理?法理指形成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法律无论如何详尽,也不可能把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都毫无遗漏地加以规定。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国家把法理作为最后适用的法源,即: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有的西方国家法学者认为,当前法理有作为主要渊源的趋向;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法理本身并不具有法源的性质,只有依据法理所作的判决成为审理案件可以援引的判例时,才能成为法源。
  一般来说,法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宗教的、道德的和具体社会某个领域的法理,实质上就是规律。但是,宗教有多种,每种宗教内部又分许多派别。道德有多种,不同阶级和阶层有不同的道德。社会某个领域又是同时多种规律在发生作用。这时,我们是依据哪一个宗教理念、哪一个道德准则、哪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作为进行判决的依据呢。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一般确认法理为民事方面法的渊源之一。刑事方面则根据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一般不能适用法理。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赋予法官以法理作为审理案件,进行判决的依据。所以教授在许霆案上讲法理是不妥当的。

案件特点:简单案件,复杂案件?

  教授们的想法常常与我们常人的想法不同。我国不少刑法名教授们均认为许霆是犯了盗窃罪,许霆案件是一起疑难案件。教授2008年末主编出版了一本书:《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 ,“疑难”与“法理研究”是其核心内容。
  不但如此,在教授眼里,许霆案件已经不是依法审理案件的问题,而是更为虚玄,还成了”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稳定性的研究标本”。教授指出,“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稳定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如此明显,但是,这种变动却不能采取猛烈的兴废方式进行,而应以种悄无声息的、渐进的方式进行。这种刑法渐变的征象,首先显现在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上” 。我们不知道这种理论上的“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稳定性”与司法实践上的许霆案件有哪些直接的关系,难道就是脱离法律的规定进行审判?
  实际上,许霆案件本不复杂,是人为的因素把它搞复杂了 。许霆案件,事实是清楚的,法律规定是明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在事实与法律规定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桥梁。要想判许霆犯盗窃罪,或者盗窃金融机构罪,就要在许霆的具体行为事实与盗窃罪或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具体法律规定之间找到等号。许霆案件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就是没有找到这种等号 。

案件的性质:罪,还是非罪?

  许霆有罪没有?
  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有罪!
  许霆犯了什么罪?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他们在许霆的事实与法律的具体规定之间无法对号入座。
  原因在于,人们混同了法理与法律!
  许霆有罪,他拿了那么多本不属于他的钱!但这是道德、宗教和法理意义上的“罪”,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罪”,不属于刑事法律明文规定了罪名与量刑幅度的罪。
  从定性的角度,教授认为,“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学的语境下,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应当是盗窃罪,不宜认定为盗窃金融机构”。
  什么是“我国当前刑事法学的语境”?教授没有作解释,我们只能猜测。
  这个“语境”能够代替法官审理案件时所必须遵守的法律吗?
  显然不行。不懂法律的老百姓们会提出疑问:法学家们教育我们的时候说是要依法法国,依法办事,为什么具体到许霆案件的审理却是依照“语境”而不是规律的规定?这个“语境”比法律规定还大吗?
关于许霆案件,法律本无明文规定,依据法律规定得判被告人无罪。是不是根据这个“语境”在审理案件时又通不过内心的 “罪“的情结,因而置法律规定于不顾,一定要给他定罪?显然这样的司法过程并不是真正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所以要说这时候的程序没有问题,根本上就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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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208号

  《辽宁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业经2007年8月6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0月10日起施行。

                    省 长 张文岳
                  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辽宁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高水产品质量,维护公众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产品,是指在渔业活动中获得的水生动物、植物及其产品,包括鱼、虾、蟹、贝、藻类及经过分拣、剥壳、清洗、切割、冷冻、分级、包装等加工产品。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与水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生产、销售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省渔业行政部门和市、县(市、区)政府指定的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工商、卫生、药监、动监、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政府应当引导、推广渔业标准化生产,鼓励发展绿色、有机水产品,支持申请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第六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引导水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保障水产品消费安全。
  第七条 省渔业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水产品产地环境进行评估,定期公布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情况和水产品产地环境评估结果,以及与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有关的其他信息,制定水产品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和突发性水产品疫情应急预案,并报省政府批准。
  第八条 水产品生产企业、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下统称水产品生产者)应当在适宜水产品生产的区域从事水产品养殖、捕捞活动,不得在水产品禁止生产区域养殖、捕捞水产品。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水产品禁止生产区域,报本级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第九条 水产品生产者应当保护水产品产地环境;对因渔业生产造成的水体污染,应当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条 水产品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使用渔用兽药、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渔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渔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
  第十一条 水产品生产者使用的渔用兽药,必须是依法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产品。
  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渔业投入品。
  第十二条 水产品生产企业和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检测机构,对生产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测。
  第十三条 水产品生产企业和渔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水产品生产记录。
  水产品生产记录应当如实载明下列事项,其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一)渔业投入品的名称、生产企业;
  (二)渔业投入品的使用日期、用法和用量;
  (三)水生动物疫病、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
  (四)水生动物、植物收获或者捕捞日期。
  第十四条 水产品批发市场举办者应当设立或者委托具有法定资格的检测机构,对进场销售的水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抽检,并建立检测记录档案。对抽检中发现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水产品,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对贴有绿色、有机水产品标志和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水产品,可以免检。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使用绿色、有机水产品标志和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水产品,应当加强管理。
  第十五条 大型农贸市场及超市举办者应当建立进货验收检查制度,配备水产品质量安全查验人员,查验与水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标识、标志或者产地证明、生产记录等;对包装的水产品,还应当查验其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第十六条 推行水产加工品包装销售制度。水产加工品的包装应当如实标明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级、标准等内容;使用添加剂的,还应当按照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
  第十七条 水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农贸市场及超市应当建立水产品流通记录。
  水产品流通记录应当如实载明下列事项,其保存期限不得少于1年:
  (一)产地;
  (二)供货方名称(姓名);
  (三)进货时间、品种、数量。
  第十八条 销售的水产品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无国家规定标准的,必须符合地方质量安全标准。
  第十九条 禁止销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产品:
  (一)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和禁止使用的渔业投入品,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二)渔用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三)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中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规范的;
  (四)经抽检、查验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
  (五)其他不符合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第二十条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服务体系及监管体系,指定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负责水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工作。
  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符合条件的检测机构,并经省渔业行政部门考核合格。
  第二十一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生产、销售的水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抽样送检,或者采用国家认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当场检测。
  第二十二条 被抽查人对水产品质量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5日内向组织实施检测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检;对快速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时起4小时内申请复检。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另行指定检测机构进行复检;不得采用快速检测方法进行复检。
  因检测结果错误给被抽查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相关情况或者资料;
  (二)查阅、复制、摘抄与水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合同、发票等相关资料;
  (三)查封、扣押经检测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水产品。
  第二十四条 发生对公共健康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或者严重损害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控制措施,并自事故发生时起1小时内向所在地乡政府和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处理并自收到报告时起2小时内报县政府和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人数较多或者有死亡病例的质量安全事故,应当立即报告省渔业行政部门;省渔业行政部门收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省政府并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五条 省渔业行政部门对发生的水产品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和突发性水产品疫情,应当启动应急预案。
  水产品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和水产品疫情的认定与公布,由省渔业行政部门负责。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建立水产品流通记录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下列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九条规定,未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二)违反第十条规定,未合理使用渔用兽药、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渔业投入品的;
  (三)违反第十一条规定,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渔业投入品的;
  (四)违反第十三条规定,未建立水产品生产记录的;
  (五)违反第十九条规定,销售禁止销售的水产品的。
  第二十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二)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 (三)滥用职权,给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
  (四)玩忽职守,隐瞒和延误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和水产品疫情报告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0日起施行。

关于广西龙胜县周某盗窃其舅财物案的研讨

作者:龙君钱(苗族) 广西龙胜人

被告人:周某 20周岁 农民 家住:广西龙胜县泗水乡某村

基本案情:被告人周某在龙胜县城将从农村带出来的钱花完后,打起了其舅舅乙某财物的主意。因周某与乙某两家来往频繁,被告人常见其舅乙某将钱放置A处,被告人于2007年某日前往作案。窃得现金650元及银圆两枚(经有关部门鉴定价值220元)。乙某报案后,被告人归案,且“认罪态度较好”。 2008年1月29日,一审法院判决周某犯盗窃罪,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建议:不作为犯罪处理,积极适用刑事和解!

研讨(个人参考观点):

本案被告人周某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其所盗的系其亲属(舅舅)的财物,数额相对不大、社会危害性也不大。综合本案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被告人周某的盗窃行为情节情显著轻微,且“认罪态度好”。依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认为其无罪。

98年3月26日“两院一部”《关于盗窃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规定: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对盗窃数额作出标准“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至2000元为起点”。本案中被告人周某的盗窃数额虽达到了上述盗窃罪的起刑点标准。但是盗窃的数额是否“较大”只是确定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却并不是区分盗窃罪与非罪界限的唯一标准。认定盗窃罪的成立,还必须结合其他犯罪情节综合考虑。例如:偷拿自己家财物或近亲属财物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当然《刑诉》82条6项对近亲属规定的解释值得商榷,在此不骜)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若干家庭组成一个家族。家族成员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特别在我们处于中国边远农村山区的家族成员间的感情一般都很浓厚很和谐。一般家族成员都不希望自己的亲属受到刑事追究。在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本案这样的情况,家里发生失窃后报案了,但破案后却发现行为人是自己的亲属。于是相关亲属会主动不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者想对行为人略施惩戒。但看到行为人真要受到刑罚处罚时,却又千方百计的要求司法机关免除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家族成员间的利益相关、荣辱与共。一人犯罪,全家族无光。因此除非两家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不和睦。一般都不会要求行为人受到严厉的刑罚处罚。

在重刑主义负面影响比较大的当今社会,有关部门应积极引入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刑事和解理念。毕竟我国目前的犯罪现象已不同于几十年前充满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犯罪现象。本案中被告人周某作为一名边远山区、且刚成年的农民,(在不影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其他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若走刑事和解程序,被告人周某就不必背负被刑罚处罚的记录,这样有利于其重新回归社会正常成长。在日后的工作中,也不会因为有犯罪记录而受歧视。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心灵交流,找到周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从而达到教育治疗、挽救被告人的目的。也有利于预防其再次因同样的原因走上犯罪道路。不作为犯罪处理,也避免其因被拘役等刑法处罚过程中产生与其他犯罪嫌疑人产生“交叉感染”。通过刑事和解、通过社区矫正、通过社会各方面力量促使行为人在社会的感召下从恶改善。这样对于重建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对于再次故意实施犯罪者应予重刑,以树法律威严。

综言,笔者认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利大于弊,应给该法盲农民周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不作为犯罪处理,当事人两家间的感情也许会更和谐。同时被告人家属不但会感谢失窃家属对被告人的宽容与共同教育,更会对政府和对政府的宽容政策心存感激。(完)

资料:
1.《新编中国刑法学》高铭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8年版
2.《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2版 中国人大社 陈兴良著 07年版
3.《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社 赵秉志编 06年版
4.案情参考来源: 作者:廖 德 超 单位:龙胜县法院
网址:http://www.gxfy.com/Article/ArtOne.aspx?ArtID=1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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